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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鲸鱼的覆灭(五):无套利模式——认识金融建模

2012-06-25

上一个章节谈到了,以后银行赚你钱的方法,不需要再贷款给你收取利息。而是根据你的信用记录作出评估,比如说把全世界的企业按照不同规模,搞一个评级系统。或者是把每个人的信用评级都放到市场上,然后银行和对冲基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来开赌了。
比如说,你A先生在政府部门工作,各方面财务记录都不错,所以你的信用评分是120分。但是大家考虑到政府要削减财政赤字,可能A先生的工作会受到影响,于是大家开赌A先生的信用评级,会下跌。
那么大家,就根据A先生的信用分走势,画星期K线、天K线和小时K线。根据政府内部的不同势力的博弈,一个新闻出来涨几点,另一个新闻出来跌几点,然后就把期货啊、期权啊、CDO啊,CDS啊,甚至是政府雇员个人信用指数啊、或者雇员职称级别不同斩出来的tranche啊,一股脑都拿来交易。
可能你A先生,一分钱都没有出去借,大家就已经在你的信用变动之中,赚了或者赔了几亿美元了。
要搞衍生品,就要考虑到定价模式。在期权横空出世的时候,来自于MIT(麻省理工学院)的三个数学天才Fisher Black、Myron Scholes和Robert C. Merton开发了期权的定价模式,并以此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期权是一种标准的衍生品,就是你花钱买一个权利(或者说保险)可以让你决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一个固定的价格,可以去买一定数量的某种产品(比如农产品、石油等等),或者资产(比如房子、珠宝),或者金融代号(比如股票、债券、外汇)。
你可能以为你花的这个买权利的价格,一定是根据这种衍生品建基的实际产品的价格变动来制定,那么你就错了。
这个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是由套利来决定的。套利,在英文中叫做arbitrage。意思是如果你有同样价值的产品,在购买资金流相似的情况下,其价格应该是相同的。因为很简单,如果你价格不同的话,就存在着套利的空间。就是说人家可以买进价格低的同数量产品,然后以高价格卖出去。
在中国以前搞价格双轨制的时候,你如果是个当官的,可以批条子,就可以把内部计划价格的产品,调动到市场价格那里高价出售。这中间的利润,是无风险的安全利润。
以前全球通讯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时候,也有人根据纽约、伦敦和香港的金价不同,搞套利交易。
因此你如果定价模式里面存在套利因素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运作。于是必须开发出一种无套利模式,所谓no-arbitrage model。
在1970年代,这些麻省数学天才选择的模式,是当时非常标准的模式,称为geometric Brownian motion,所谓几何布朗运动。
几何布朗运动,就是下面这张图。
这个GBM理论,指的是小微粒子的随机运动。比如说灰尘和花粉啊,碰到了水分子或者空气分子之后的随机飘动。
这个理论被引进到金融工程领域之后,就要做一些相应的修改。因为用于股票和债券之类的金融产品,你肯定就不需要负数的。因为就象前文谈过,企业总值切件之后,大家的责任是有限的,所以最大的风险只能是有限投资归于0,而不是负数。
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假定,比如说,微小粒子和空气分子还是有碰撞和摩擦的,在金融行业里,就是你买入和卖出发生的费用损失,暂时就假设为没有。
因此麻省理工的三剑客,就得出结论,你其实是可以给期权找出一个完美的对冲方式。就是说,无论你底下依托的金融产品价格如何变动,你都可以找到一个位置,如果进行合适的调整的话,总是和你的期权获得同样的收益。而且这个位置是自我支撑的,就是说一旦位置建立,根据必要的调整,你不需要再追加投入资金来保持平衡。
既然最后大家的收益是相同的,那么期权的价格,就必须等于这个完美对冲的费用。这个完美对冲,在英文里面也叫做replicating portfolio,复制投资组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给套利留下了空间。
这种思维的逻辑,认定了可以对期权进行准确的定价。而在这定价模式里面,居然没有考虑到投资人们对底层建基的金融产品价格会涨还是会跌的偏好,也没有考虑到投资人们对投资风险的态度和容忍程度。而这些都是其他的经济学科不能排除的。
在麻省三剑客的无套利建模的理论影响下,斯坦福大学的几位研究学者Michael Harrison、David Kreps和Stanley Pliska,运用了博弈论中的鞅理论(martingale theory)对其进行了证实。
首先,斯坦福三剑客证明,当而且仅当一个等价的鞅测度存在,市场才无套利机会。这个鞅测度,将新的、不同的鞅的概率分配给底层金融产品的不同价格路径,导致无风险利率下的贴现价,长远来看是不上不下的漂移,那么期权或者其他未定权益的价格,在同样的概率之下,其贴现价格,就是你预期的回报。
其次,当而且仅当一个市场是完整的,就是说金融产品的交易是涵盖所有可能的结果,可以让所有的未定权益都进行了麻省三剑客提出的完美对冲,那么鞅测度就是唯一的结果。
估计大部分同学,除了数学方面的高手之外,看完了这一段话,会觉得云里雾里。
因为这个模式相当抽象,为了让人们更好的理解,两位金融工程师(英文称为quant,也可翻译成定量分析师)Martin Baxter和Andrew Rennie在1996年出了一本教科书,用了一个赛马的赌博理论来介绍了这个理论。
假定你有两匹马,一匹是黑马,一匹是五花马,来比赛跑马。而开赌的庄家知道真正的赢的概率,黑马是25%,五花马是75%。因此庄家把赔率定为黑马是1赔3,五花马是3赔1。
就是说,如果你买一块钱黑马赢,如果黑马跑赢了,庄家赔你3块钱。而如果你买3块钱的五花马赢,然后五花马赢了,庄家赔你1块钱。
可是事实上,因为公众的喜好不同,结果你就发现,原来有1万块押注在黑马身上,但是2万块押注在五花马身上,这样的话,虽然庄家知道真正的赛马的概率,而且长远来讲,庄家上面的赔率一定会保证持平,但是由于公众赔率的不同,会导致在一场特定的跑马中,庄家会损失惨重。
这样的话,庄家就不会把赔率按照真正的概率去做,而是按照大家下注的比例。就是说黑马是1赔2, 五花马是2赔1。这样的话,不论赛马的结果如何,哪只马跑赢,庄家都会持平。
比如说,黑马胜了,1赔2,你就把买五花马赢的2万赔出去。如果五花马赢了,2赔1,你就把买黑马赢的1万给赔出去。
按照概率论学者的说法,根据第二种方法定价,庄家就改变了“测度”,将真正的概率(1/4对3/4)改成了持平概率(1/3对2/3)。后面的这种概率,就是鞅概率。
那么这种不是按照真正的概率,而是按照鞅概率的做法,在金融投资行业基本上变成了原教旨的信条。
虽然鞅概率和真实的概率有不同,但是在金融行业里面,大家也知道真实概率难以确定,而持平概率,就是鞅概率,是可以通过过去的数据给推算出来的。
赌马的庄家其实也不知道那匹马会爆冷,但是肯定就知道赌每只马赢的赌注各自有多少。其实就是说,这种概率既不是由过去的数据决定的,也不是由未来的概率决定的,而是根据现在各种押注的价格决定的。
这种无套利建模思维,本来是在小圈子存在,但是在几家大学的相关课程的设置,慢慢导致金融工程师们基本上都是这种理论训练出来。尤其是美国的金融机构的衍生品部门,即使在前几年大家都在狂赌的时候,仍然非常重视对冲组合。毕竟衍生品面临的价格波动,和利率变化的风险都不小,而且大家的分红模式和对冲模式紧紧挂钩,大家基本上是每天都要计算风险。
因为模式过于复杂,因此几百甚至几千台电脑联在一起,来计算模型,在晚上算出结果之后,第二天交易员们就可以根据结果来操盘。
而大家信赖的只是一句话:对冲成本决定价格。就是说,按照衍生品建基的底层金融产品的对冲投资组合来对冲衍生品,用那个对冲组合的成本来给衍生品定价。
当然如果要把衍生品卖出去给客人的话,你还是要在这个价格上加一块的,因为银行利润和交易员的花红,全在这一块了。
所以了解JP摩根的衍生品交易,提到correlation,就是你卖保险出去的时候,需要按照比例卖空一定量的指数。
不过谁也没有考虑过,如果对冲的模式不对的话,那又会出啥子乱子?

JP摩根的911:伦敦鲸鱼的覆灭(四)——认识金融衍生品+保险业

2012-06-25

写伦敦鲸鱼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我们可以发展出一批将来投身中国债券市场建设的人才,必须知道现在全球的资本市场的玩家们在干嘛。
最近10来年,金融市场发展最快的东东,就是金融衍生品。所谓衍生品,就是从一个东西里面衍生出来的产品。
比如说,你要是买股票,按照现在的定义,就不是在炒作衍生品。不过本来股票,也是从股票代表的企业衍生出来的。以前也可以算是衍生品,只不过慢慢大家接受了,就真把它当一回事了。
世界上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靠组合和斩件来处理。
西方世界今天对全球的支配性地位,很大程度上,是靠地理大发现实现的。而地理大发现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人家西方人吃饱了饭,闲得蛋疼,要学徐霞客去走访名山大川,去拥抱大自然。
而是因为大家想靠探险去发现黄金发家致富。
要发财,就要有投资。以前的发财,是靠打着宗教旗号,用十字军东征,要夺回君士坦丁堡,要抢回来圣城耶路撒冷的马甲进行的。
领头的大哥们是各国的贵族,投资的是有钱的犹太人。不过东征的结果非常悲惨,死人无数,回来还要被犹太人追债,于是一怒之下,大家就杀了债主。
小时候,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就可以看到,小伙子借了犹太人投资的钱,去探险/海盗/经商三合一,不过船给怒海沉了,被债主杀到,要靠法律狡辩来赖帐。
而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也靠从贵族中间融资,成立了一支海盗船队,靠打劫南美洲回来的西班牙商船来赚钱。有时候命好的话,一次收入就相当于全年的税收了。
这只海盗船队,现在还在,叫做英国皇家海军,马甲换了,德性还是一样。
不过当时想得到这样的暴利,就得承受投资的风险。毕竟人家全部身家投资给你伊丽莎白,你的海盗如果海战中失利,被西班牙皇家海盗队给灭了,贵族们一样会睡街上。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之一,就是法国贵族们的钱,融资给路易皇帝,投资到北美洲的新奥尔良房地产工程上去,赔大了,你皇帝哪能不付代价?
为了控制投资风险,于是有限责任公司应运而生。
这个就是一个组合再斩件的过程。就是把一个公司的资产,比如说海盗船队的硬件,和海盗们这些软件,通通组合在一起,然后给一个总价值出来。
在这个总价值之后,然后就斩件,把它分割成一股一股的股票,就让大家按照自己可以承受的风险能力,去投资认购。这样就把风险定量化,不需要以前那样,无限风险了。
但是大家投资认购你的股票了,那么怎么知道你的财政运行情况?
这个就是另一个发明,叫着复式平衡记帐法。就是你一边是收入,一边是支出,可以平衡地记录下来,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查帐了。
在这种情况下,从企业价值衍生出来的股票(当然根据不同的待遇,又组合成普通股和优先股),和后来出现的债券,都慢慢被大家所接受,而成为资产的一种了。
这个时候,金融衍生品,则主要是期货、期权以及各种指数了。
然后在近期,JP摩根的金融工程师们,开始思考如何解决一个银行最头疼的问题。
那就是银行的负债,主要是指储户的存款,通常是短期的,你一定要承诺兑现的义务(想象一下,你去银行取钱,人家不给你取),而银行的资产,主要是指你贷出去的款,通常是长期的,而且有可能收不回来。
这样的不平等的风险因素,就导致银行必须储备足够的资金,来预防贷款收不回来的风险。结果就是根据你贷款的风险评级,你需要储备不同数额的风险资金。
因此收益越大,风险越大的贷款,你储备的资金就越大。无论如何,一旦银行要储备足够的风险资金,就导致银行的总贷款额度降低了。如果你把坏帐率固定一下,那么显然如果你可以贷款出去的资金总额越大,你的收入就越高。所以如何把贷款的风险给转嫁出去,就可以解决银行的这个头痛问题。
于是贷款债券化,就应运而生了。
贷款债券化,一个最热闹的地方,就是房屋贷款债券化。
首先,你把所有的房屋贷款都组合起来,然后按照里面的风险评级,就把这个总和给斩成几个件。就像杀猪一样,你就搞出里脊肉、五花肉、猪颈骨、猪蹄子等等,然后由评级公司,给予不同的评级,那么就把评级之后的斩件,分解成一股一股债券。
这些评级,最安全的,当然也是收益最低的,就给养老基金给买去了。最不安全的,当然也是收益最高的,就给对冲基金给买去了。
这样的话,贷款的银行,就收取了一个贷款产生费用,就把自己的贷款当成债券给卖出去了。
那么银行也可以去投资/购买这些债券,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银行贷款给人,而是所有的银行,都在“购买”债券,因此我就不需要按照银行运作的要求,必须储备资金来担保贷款风险了。
就是说,如果把美军的特种部队全部划归给中情局,那么美国就会有几万间谍在阿富汗活动,但是美军就一个都没有,完完全全从阿富汗撤军了。
不过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买的这些债券是不是也有风险呢?尤其是这些债券下面的贷款,还不是你自己亲手做的,不是你好好审查了。
而且因为这些债券这个衍生品,所依赖的底层的贷款,因为审查贷款的银行只拿一个贷款产生费,你如何保证人家反正没有啥风险,就想尽办法,创造性的贷款出去,给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傻A?
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所谓金融危机中的次贷危机。
不要紧,银行的金融工程师,发明了另外一个东西。你的债券有风险,那么就帮债券买保险嘛。
因为这个保险,是衍生于债券,而这个债券,是建立在贷款之上,而贷款的最重要指数,是在于信用评级,所以这个保险,也称为信用违约调期,所谓CDS,就是它了。
那么金融危机发生了,有两个小两口,其中女的失业了,月供有点紧张了。于是想和贷款的银行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暂时减缓一下,之后找到工作,加点钱给你,这样就是双赢。不然的话,我违约供应不了,我损失,你也肉痛,很不和谐嘛。
结果打完电话,人家贷款银行说,你这个贷款,早就成为债券卖出去了,跟我们无关。你爱干嘛干嘛。
那这部分债券在谁手里?不知道,可能在沙特投资人那里,也可能在德国投资人那里,也可能在新加坡投资人那里。
那他们不怕我这里一破产,他们的债券,就没有利息收了吗?
不怕,他们已经买了CDS了。
于是买了CDS的银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等,你买我的,我卖你的,结算来,结算去,最后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叫做“对家风险”,所谓counterparty risk。
啥意思?就是你本来应该从买来的CDS那里,从对家拿到钱。然后你就可以从卖出去的CDS那里,赔给对家钱。
现在你的对家倒毙了,没钱赔给你了。可是你还应该赔给别人,结果是你没问题,也被倒毙了的对家,给被倒毙了。
那为什么大家都无法知道实际的情况如何呢?因为金融衍生品不同于你股票市场一样,有一个中央交易所,在那里交易。因此这里可以知道所有选手的买卖情况。也容易根据风险要求这些玩家,准备可抵押的资产。
但是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叫做OTC(Over the counter),就是桌底交易,任何两个对家可以签订合同,其他人一概不知。
这样的话,对家们冲来冲去,就冲到了一家,叫做AIG。
而AIG面临着破产。只要AIG一倒毙,它欠一大堆金融机构的CDS赔单,就没有办法兑现,结果就是美国、法国、英国等等几乎所有的大银行,都会因此而倒毙。
于是美国政府就拿国家的钱,就是小民们的钱,来赔了。
CDS的出现,可以算是金融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变革。这个让传统投资者巴菲特非常不安,称其为金融原子弹。
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经济,都是借贷经济。大家啥子都不用干,借钱过日子就行了。
借钱,靠的是信用。那么CDS,就是用来衡量并交易你的信用。
以前银行要赚钱,就需要借钱给你。但是现在不用了,银行可以交易你的信用赚钱。
以前是银行借你1百万,年利息5%,就赚你5万。
现在你借1百万,根据你的信用好坏,那么5%,就是你CDS的保险费比例。
现在所有的银行,都可以来下注对赌你的保险费比例变化。比如说,银行认为经济情况可能变坏,虽然你还有工作,但是整体风险会增大,你的坏账机会会增加,所有CDS的保费比例,会上升到6%。
于是银行买1万亿的CDX(CDS指数之一)多单,结果变成6%,就赚1千亿。
虽然你只借了1百万。
将来大家只是炒卖你的信用,哪怕你一分钱贷款都没有。

燃油费涨价凭什么

2011-08-17

据媒体报道,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国内航空公司近日纷纷宣布,自8月2日零时起上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由调整前的每位旅客140元调整为150元。在目前政府全力控制通胀的大局下,几大航空公司凭什么说涨就涨?事实上,几大航空公司串谋涨价不是第一次了,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在我的新书《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中,我就专门分析了这个问题。

2008年的时候,我们几大航空公司说它们亏损,然后串谋涨价。我们的媒体说,你这个是串联,是不行的。然后发改委好像觉得不好意思了,就说我们一定要严查此事。可是过了很长时间,发改委又说,这个事情事出有因,但是查无实据,取证困难,最后也就不了了之。透过这一事件,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有关部门在厚此薄彼,国企要涨价的时候,有关部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民企涨价的话就不行,就得约谈。

为什么航空公司这么热衷于涨价呢?各位知道燃油费在它的总利润中占多大比例吗?我们做了一个计算,是三分之一,所以它才对涨燃油费这么尽心尽力。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们的航空载客量是2.6亿人次,只占全世界的10%,但是利润却占了全世界的60%,可见我们的航空收费有多高。如果说把燃油费全部去掉的话,我们应该还有三分之二的利润,即使这样还占了全世界航空利润的47%呢。我搞不明白,你怎么好意思嚷嚷着还要让燃油费往上涨呢?而且,我们不是要搞所谓的国际联动吗?那最近美国的航空费用在下调,我们怎么不下调呢?为什么这个时候就不联动了?

除了燃油费,我们的油价也在今年连续两次上调。为什么要上调呢?听听我们的专家是怎么说的,太经典了!专家说尽管利比亚危机对中国原油进口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不排除它的动荡影响到周边的产油国,还说由于利比亚局势的长期化、复杂化会影响到中东地区,这样对中国的影响就会比较大。各位晓得专家的意思吗?它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我们要加价了。至于为什么?因为有可能复杂化。

从这些专家的发言里,各位晓得为什么中石油、中石化能成为全球最赚钱的企业了吧。不是因为它们的领导英明,而是因为它们有自己的一批网络宣传员。它们惯用的手法就是先造势,之后再涨价。可是我们通过详细计算发现,我们所使用的石油中,真正受国际油价影响的其实只有37%,剩下都是不太挂钩的。为什么?因为46%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剩下的是从苏丹、伊拉克这些国家弄进来的,这个也是和国际不挂钩的油价。客观地讲,其实我们只有37%的石油是与国际接轨的,所以,国际油价的涨与跌,对我们油价的影响应该不算大。那为什么我们的油价总是在涨呢?

过去中国石油工人界有一个代表,直到现在大家都非常尊重和怀念他,他就是“铁人”王进喜。他有句名言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现在,“铁人”的这句名言已经被改成“有理由要涨价,没理由编造理由也要涨价”。

经过多次油价上涨之后,现在我们的油价比美国贵约35%。为了给政府挣点面子,有官方背景的一家网络媒体报道说,中国油价略高于美国,处于世界中等水平。报道还说,记者通过分析中美两国部分地区及各国的油价后发现,中国汽油价格虽然已经高于美国,但相比德国、日本等国仍偏低。总体而言,中国油价处于世界中等水平。这话的意思是告诉各位,大家不要抱怨了,我们不是最贵的。

除了油价高让我们无奈外,还有一个让我们无奈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燃油税。自2009年1月1日开始,各位晓得我们的燃油消费税涨了多少吗?汽油涨了5倍,柴油涨了8倍。涨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的油价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税费太高了。美国各种油的税费加在一起是6.2%,各位猜猜我们是多少?42%,几乎是美国的7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汽油的税费能调整到美国的两倍的话,我们的油价就可以下降23%。

而且,我们现在其实等于在双重征税。按道理讲,如果征收燃油税,那我们的高速公路应该是全部免费的,至少大部分都应该是免费的。就美国的汽油税征收标准来讲,它能够保证自己国内92%的高速公路是免费的。我们的燃油税比美国高那么多,但是我们的高速公路竟然还100%收费。这样计算下来,同样一公斤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运费是1.5元人民币,但是要从上海运到北京的话,就需要6块到8块人民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燃油税减掉的话,中国的物流成本就会大幅下降,就能给我们的企业减少很多负担。

我们现在的主流媒体,包括《人民日报》都刊登文章说,垄断国企已经开始侵害人民利益了,呼吁打破国企的垄断。《人民日报》还说,通胀压力下,国企不应该带头涨价。面对这些质疑,相关部门搬出了国外惯例,它说就电力这个问题来讲,它的收费在国外早就开始了,就是梯度电价。它还将我国的电价跟其他国家做了一个比较,说我国现在千度电价是69美元,仍处于比较低的位置。但是,《重庆晚报》马上报道说,世界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电能的费用,占月平均工资百分之六点多,而我们中国却占到了30%。也就是说,相对中国的平均工资而言,我们目前的电价是发达国家的4.52倍。

我想告诉这些官员的是,既然你有这个自知之明,那你应该做跟你名义相符的事情。不要只打苍蝇,你应该首先去打那个老虎。既然所有的国企都在你发改委的控制之下,既然是人民和中央政府赋给你管理它们的权力,你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去约谈它、管制它。

最后,对于我们的政府,我请问,你真的想控制通货膨胀吗?想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吗?或者说,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像我们温总理讲的,更有尊严的日子?如果你真的想,那就做两件事:第一,控制国企的涨价,而且要想办法让它降价。国企应该以什么为荣?应该以不盈利为荣,也就是既提高效率又不逐利,这才是国企的奋斗目标。以后不要再跟我们说你国企赚了多少钱,我们不想听,我们希望听什么?国企人均产值上涨、利润大幅下跌,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第二,减税。也就是说,你透过减税来帮助我们缓解通货膨胀。因为减税之后,民营企业的日子就会好过多了,生产更多了,利润更多了,然后会缴纳更多的税。这样的话,我们的民企就可以前进好几步。

对于我们的国企,我想提醒的是,国企应该是我们老百姓的企业。垄断国企之所以能免费地使用这么多资源,是因为我们认为,如果你国企赚了钱,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是会回馈我们的。但是现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根本不奢望你能把这些红利返还给我们了。我们老百姓已经把要求降低到什么程度了?只要你别以各种乱七八糟的理由涨价,不增加我们的生活成本,我们就已经很感激了。那在这里,我还想提个最低要求,我希望,如果你国企不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也不要故意地站在我们的对立面!

请红会回答三个问题

2011-08-11

第一,“交了会费,就随便用红十字”,红会这么管理对不对?一个多亿元会费去哪了?

红会模式的本质是,你只要按时交会费,红会总会对你的财务、人事就放手不管,对你怎么用红十字标志不闻不问,对你怎么和商业企业来往也不管不问,对分会领导自己的公司怎么从中渔利也视而不见。

博爱小站就是这样,根据南都记者获得的“红十字博爱服务站”三方协议,代表甲方红十字会签字的是赈济救护部部长王平,代表乙方商红会是秘书长孙莲,代表丙方中红博爱是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王抗美。明明是红会自己主办的项目,可是,博爱小站卖保险,红会不管;博爱小站卖广告,红会也不管;商红会副会长王树民的女儿办了个王鼎公司,竟然可以一分钱不出,就占有中红博爱30%也就是1500万元的股份,红会对此还是不管;商红会和王鼎公司共用一个账户,红会也是直到出事了才去审计。

博爱之窗依旧如此,也是红十字会主办、商红会承办的项目。这个募捐箱50%归企业,30%归商红会,20%补充急救药品,而红会依旧不闻不问。规定如此清楚:“博爱之窗”灯箱部分可开发为广告媒体,由北京世纪开源广告公司独家承担运营工作,可是红会却从不过问。

难道红会只管收会费吗?根据2009年的《中国红十字会会费管理办法》,红十字会团体普通会员年会费不少于1000元,红十字会全国拥有团体会员12万个,仅此一项每年收入超过1.2亿元。但是,我们在红会总会的预算公开里根本看不到这笔钱,而地方红会更是连预算都看不到。不仅如此,红会推出了捐赠信息平台,可是,我们却发现自己捐给行业红会和地方红会的钱都查不到。请问,这些钱都去了哪里?

第二,血站给了你多少经费?血站借红十字的招牌赚了多少钱?

红十字会说自己在义务献血中不收取任何费用,只参与无偿献血的宣传、动员和表彰工作。可是,红十字会总会红总字[2007]27号却明确要求血站这种冠名红十字的医疗机构要交会费。不仅如此,根据“江苏省红十字会在宁召开省属冠名红十字医疗机构座谈会”:

http://www.jsredcross.org.cn/show_news.asp?Nid=884&News_Class=47

各冠名红十字医疗机构同意每年支持省红十字事业经费不少于5万元,而参加座谈会的单位就包括了江苏省血液中心。全国每个区县都有至少一个血站,我们就按照全国2858区县每个只有一个来估算,这些血站就交了约1.43亿元的特别经费。

问题的核心不是血液中心究竟是由卫生部门还是红十字主管的,而是这笔钱究竟去哪里了?我在红十字会总会和卫生部的预算公开中都完全查不到踪迹,而各地卫生部门和血站更是从来不公开预算。在中国血液市场,捐赠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却对医院和患者收费。2010年,我国的自愿无偿献血献血量3935吨,红十字血站平均来说是按照每200毫升220元的价格出售给医院的。照此计算,3935吨血液共计收入43.3亿元。血站借红十字的招牌赚了多少钱?这笔钱又去了哪里?

某媒体代言红会说:献血前体检、血液快速检测约20元;采血袋加上相关耗材约50元;血液检测费约160元;宣传品、纪念品等约50元。加在一起是280元,因此,他们的意思是说220元其实很便宜了,已经是给大家补贴了。可是,我们献血之后没收到过什么价值50元的纪念品,而且我们在医院付钱做血常规检查价格才几十块钱,我实在好奇280元是怎么来的。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为什么你从来不敢公开?为什么红会明明一年一家血站5万元的经费,可是却斩钉截铁地说自己分文未取?

第三,凭什么你可以免费圈地?80%的利润给了谁?

按照红基会自己的网站披露,红基会的理事之一董规熔就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曜阳老年公寓副理事长、建设总指挥,而红基会的理事长正是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郭长江。据媒体报道,目前,北京、扬州和浙江的曜阳老年公寓已经建成,而上述三个项目的用地均为当地政府无偿划拨。按照红基会的计划,到2015年将在全国建成10所曜阳老年公寓。

可是,搜房网实名认证的北京曜阳国际老年公寓官方微博显示,户型包括花园洋房、联排产品以及独栋别墅,均为70年产权。但是,70年产权说明已经不是划拨而是征用,有可能是无偿划拨之后又用少量资金征用的。这已经不是老年公寓的做法,显然是纯商业地产项目。对于如此盈利的房地产项目,红基会竟然表示项目收益的80%归企业,20%归红基会。请问开发的资金是不是挪用了善款?你自己只抽取20%的回报,请问又是在向谁输送利益?

事到如今,红会已经落入非常可悲的境地,对此,我想给红会提出四点建议:

首先,红十字会和商红会专职副会长应该引咎辞职,以示对商红会的混乱运作负责,纪检监察部门应该介入调查,看看有没有贪污腐败的问题;同时,红基会领导也应该引咎辞职,以此对曜阳房地产给红十字会带来的不良影响负责,国土部门更应该介入调查,看看有没有变更土地用途等违法问题。只有如此,才能挽回中国红十字会的声誉,重建公众的信心。

第二,全面清理行业分会,能管理的你就直接管理直接负责,不能管理的就一律关闭。禁止行业分会从事一切商业活动,任何带有红十字标志的活动或者捐款箱收到的每一分钱都必须由总会登记在册,全程披露。账目披露应该以最终用途为基准,而不是说把钱拨给哪个地方政府或者地方红会就完了,善款使用和物资分配的决策过程必须让老百姓最大程度地参与。

第三,重构总会和地方分会的关系,红会总会拨款要对地方分会和民间公益组织一视同仁,同时,大幅降低民间公益组织的准入门槛。在国外慈善领域里,本来有主要负责募款的基金会,还有主要负责做项目用钱的基层公益组织。只有这样的专业分工才最有效,对于红会这种单个项目的募资金额就能在23.85亿元的大型基金会,你自己亲力亲为去做几百万的小项目没有效率。红会内部应该做一个切割,总会向专业基金会来转型,地方分会不再享有红十字内部拨款的优先权,要和民间公益组织一起竞争。

其实,你与其自己做,还不如像壹基金这样,让各个地方老百姓自己成立基层的公益组织,然后你让他们提交自己的项目说明书,同时,以后地方分会要钱也得如此,彼此竞争。你总会负责审计和监督工作进展并据此披露就行了,而如果哪个公益组织不能按时提交项目进展报告,你就启动问责制,看看是停止善款还是追究责任。现在的问题就是,红会总会自己没有这么强的项目管理能力,还不愿意促进这种分工,非要肥水不流外人田,结果就是自己也累,做得也不好,还管不住地方分会,老百姓自然会不高兴。

第四,《义务献血法》本身没有错的,错的是现在红十字会和血站之间混乱的财务关系,因此,各地红十字会和血站都必须按时披露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并接受公众的信息查询和舆论监督,血液价格必须经过听证会和媒体讨论,血液和骨髓的各项成本都必须透明公开。

航母与国家大战略

2011-07-25

■ 《环球财经》编委 乔良

航空母舰在过去的两个月内,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话题,缘起于4月20日,有关中国“瓦良格”航母最新改装进度的一组图片在外国论坛上出现,该组图片拍摄时间是4月17日。中国航母即将下水试航的传闻迅速通过互联网传遍世界。随之而来的则是美国海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6月15日成功完成海试,以及6月16日法国宣布俄罗斯即将购买4艘法国“西北风”级(Mistral)直升机航母的消息。而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纪念日,外媒因此推测,中国首艘航母试航是为建党90周年献礼。

中方对此的回应,最早则是在6月7日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结束海外访问、离开美国前接受港媒采访时,表示“现在航母在建,还没建成,等建完再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解放军最高层级将领首度对外承认中国正在制造航母。联系到今年以来不断升级的南海紧张局势,各种对于中国航母的议论再度沸腾。连股市都来凑热闹,比如中国重工(13.25,-0.13,-0.97%)(601989.SH)、广船国际(23.00,0.17,0.74%)( 600685.SH)、中船股份(28.90,0.94,3.36%)(600072.SH)等所谓“航母概念股”,在近期疲软的A股市场中表现强劲,被股评家们称为“难得的亮点”。

中国航母牵动世界神经

有关航母的动向历来都牵动着国与国的神经,俄罗斯购买法国航母的消息披露后,格鲁吉亚及波罗的海国家立即表示不满和对俄罗斯军力不断膨胀的担忧。平静时期的航母出访,通常被认为是“炫耀肌肉”之举;敏感时期的航母动向,更是一种刺激。去年11月前后,有关美国第7舰队航空母舰“华盛顿号”参加韩美黄海军演的消息,引起中国舆论的哗然。虽然从《国际法》和《海洋法》的角度看,美国此举无可厚非——黄海12海里以外都是公海了,在公海演习,只要提前宣布,其他国家也无奈,但是,中国人民的愤怒,其实是对美国人意图的一种愤怒。

此番对于中国航母的消息,美国人也不轻松。虽然嘴上说不怕——一位美军退役军官说“我愿意看到中国的航母未来成为美军的靶子”,还有人说中国的航母是一堆废铁,其实都是大话。若真如此,美国人会偷着乐,根本犯不上说这些废话。

必须承认,美军拥有比我们更强大的航母战斗力,美国的航母均为核动力航母,排水量最小的也有8、9万吨,最大的在12万吨左右。但是中国航母既然存在了,就不会轻易成为你的靶子。反过来,如果你真把中国航母做靶子,你就必须做好你的航母也有可能成为中国反航母武器靶标的心理准备。这就是对等原则。现在面对中国敢说大话的只有美国,但他们也只是虚声壮胆而已。其实美国航母只敢在黄海演习,却决不敢在那儿作战。黄海海域呈口袋形,全部宽度不到1000公里,在这么狭窄的地幅内,周边大国,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甚至日本,都有在这个海域击沉航母的能力。黄海早已过了大海战的岁月。在巨舰大炮时期,这里是很好的作战海域,但是在日俄大海战之后,这个地方已经不可能再爆发大的海战了。到了导弹时期,敌对双方更是用不着开着舰炮去追逐打击对手,用导弹就可以击沉海上的任何目标,那么大个航母更是活靶子。航母是一个国家和平时期的利器和军力象征,其象征意义甚至高过实际功效。真正到了战场上,哪个国家能承受航母被击沉的耻辱?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时任国防部长的温伯格就断言,航母是未来战争中“浮动在海上的活棺材”。所以说,美军高级将领不断对中国的反航母导弹(及航母)放狠话,其实只是想威慑别人和给自己壮胆。

保障国家利益需要航母

虽然航母的军事意义日趋下降,其过时的趋势不可逆转(后面我会详细谈到这一点),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航母还将发挥重大的作用。在我看来,中国的航母发展是赶上了“末班车”。航母的寿命比较长,通常在50年左右。世界各国在评论一个国家的实力时,航母仍是重要的指标之一。因为航母是和平时期的利器,可以有力地维护国家的海外利益。特别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还不具备拥有航母的能力时,拥有航母,就使这些国家实际上拥有了一种战略威慑力。比如南海诸国多年来与中国在海上权益争执不休,情势复杂,利益犬牙交错。解决南海争端需要综合手段,也离不开军事力量作为支持。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建造航母,需要以国家巨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而有了经济能力的发展,就会有对军事能力增长的需求;军事能力增强,国家能力也会增长,从而形成推挽式前进。

此外,航母已经越来越多地投入到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比如在海地的维和行动、东南亚海啸赈灾救援等。将来在出现危机的地区撤侨、撤出本国公民、打击海盗、海上护航⋯⋯只要有海上需求,活动半径大、作战能力强的航母就会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没有航母。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延伸,海外利益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我国的海上护航能力和大洋深海作战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保障海上资源获得的安全性,这就产生了新的国家安全概念。另外,作为一个处在上升通道中的大国,也需要以此昭示国家形象。从这些意义上讲,中国需要航母。航母与深海战略密切相关,它的出现会提高我军远洋传送和部署能力,包括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但相比较美国而言,中国没有海外基地,要走向远洋,以今天的资源配置还远远不够。从这一点看,我们除了航母,还格外需要发展海上补给舰。

在拥有航母之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海上运输链条,运送中国发展所必须的能源、矿产、粮食等。对此,美国人指责中国搭顺风车,免费搭了20多年。他们认为,美国为全世界提供了海上公共安全产品,中国人过去没有参加任何海上护航行动,却享受了海上航行的安全。当美国人提出“你们不能再免费搭车”时,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自己“付费”了。“付费”不是把钱交给谁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安全。

美国有智库建议,在适航期间,就应该把中国航母击沉。美国是一个颇有远虑的国家,他们对任何可能的突发事件,甚至对任何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预有准备。比如对铁杆盟国英国,美国早已制定好“如果有一天美国在北海与英国人争夺石油,该怎么打”的作战计划,所以美国对中国有任何计划不足为奇,问题只在于他敢不敢这么做。

对于今天的中国,关键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以什么样的成本、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发展的问题。按照胡锦涛主席的说法,中国选择的是和谐世界、和平发展。我们不准备让别国成为我们发展的代价和成本,更不希望自己成为别国发展的成本和代价。大国崛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完成崛起,至5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最强国,这个过程用了将近70年时间。中国虽然快马加鞭在追赶,但距离美国还有相当差距,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认识,忌浮夸,忌炫耀,忌急功近利,而应保持韬光养晦。韬光养晦不是“认慫”和无为,而是不夸耀、不斗狠,埋头苦建软实力、巧实力。比如美国人在南海问题上就充分表现出“巧实力”博弈的技巧。它只跟越南搞了一次联合演习,示范效应就出来了,把与中国有南海争端的国家全都搅合在一起,达成一种潜在共识,来共同对付中国,给中国制造麻烦。我们建造航空母舰,与“韬光养晦”是否矛盾呢?一点儿也不,甚至刚好相反。它正好是“韬光养晦”的一种补充。这就好比一个人体量很大,却没有足够强壮的骨骼,是不能支撑自己的。中国现在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如果骨骼不够强大,就不能支持其行动。航母的出现,就是在增强中国的骨骼。

航母与深海战略密切相关,它的出现会提高我军远洋传送和部署能力,包括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但从航母下水到形成真正的战斗力,这个过程最快的是美国,大约需要两三年。中国预计需要3〜7年才可以真正形成战斗力。同时,相比较美国而言,中国没有海外基地,从现在我们的军事资源配置情况来看,不足以支持我们走向远洋。所以,我们现在格外需要发展海上补给舰。

可以想见,中国的航母出现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会再次甚嚣尘上。以往面对这种论调,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不断地做解释:我们不威胁他人,我们是和平崛起等等。但效果甚微。因为很多国家不会听你解释,他有他的认识。你想把一个人的观念从他脑子里抠出去,换上你要给他的观念,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当“中国威胁论”的概念已经形成的时候,通过主动宣传去消解它,未必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不如采取另一种方式,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脱敏”:当一个生物体对某个东西过敏的时候,医生的药方就是让你脱敏。怎么脱?迎难而上,反复用过敏源去刺激你,慢慢你就会习惯了。对于“中国威胁论”患者,我们也可以用此方治疗。你认为我威胁你,那我继续加大力度,你慢慢习惯了,就会觉得不过如此,反而不觉得“威胁”了。这个习惯的过程就是脱敏的过程。当然,在如何做法上要动脑子,讲智慧,而不是蛮干。美国这些年不也一直用他的方式吓唬中国?吓唬到今天,中国人不是已经习惯了吗?

重要的不是控制物流,而是资本流

事实上,在二战后,航母作为战略武器的作用在一度登峰造极之后,开始日渐下降。它的战略价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巅峰的。1940年 11月,英国皇家海军从地中海上的航空母舰派出少量飞机攻击在塔兰托港内的意大利舰队。这是军事史上首次航空母舰用舰载机对水面目标及港口的攻击,也标志着大炮巨舰主义的终结,航母的开始。但是塔兰托战役规模较小,“珍珠港事件”才是真正大规模使用航母舰队发动军事攻击的经典战役。“珍珠港事件”半年后,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中途岛海战”,则是航母对决的经典大洋战役,当时美国人用3艘航母击沉了日本人的4艘航母。这些经典战役使航母成为立体控制海洋的利器,战列舰之类的平面海上作战平台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航母的威慑功能胜过了它的作战功能。美国航母最为“露脸”的一次行动,发生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1961年,美国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面世。1962年美国侦察机拍摄到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弹道导弹的照片后,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下令出动8个航母编队,拦截所有进入古巴海域的苏联船只,该事件以苏联被迫全部撤出所部署的导弹而告终。

二战后,航母更重要的作用体现在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中。在全球处于海上贸易和海上物流的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世界。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连印度都希望能借助航母,把印度洋变成自己的内湖,所以它一直在做超出自己能力的努力,勉为其难地发展航母。只是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建造出来罢了。拿资源的流动来说,火车不能越洋,飞机运力不够,轮船是最好的运输平台,航母则可以控制海上的运输通道。这时候作为“海上巨无霸”的航母当然最有力量,也最有价值。因为它可以控制全球的物流——全球的经济活动。

但当世界进入到美国“一超独大”局面,并建立起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以后,航母的经济控制作用就开始大为减弱。这时候,对美国来说,控制海洋、控制物流就已经不是最主要的战略需求了,因为对于资源的控制和财富的转移,统统可以通过美元交换的方式实现。一切资源和产品,一切财富都以美元计价,谁使用美元的数量最多、次数最多,谁更有花销美元的能力,谁实际上就有了控制全球的财富和转移财富的能力,这时候对实物的控制就开始让位于对资本的控制。因为你控制多少资源和生产多少产品,最终都要变现为美元才能进行交易,所以,这时候美元为王,拥有美元,特别是拥有发行美元权力的国家才是资源和产品的最后拥有者。而这时通过海上物流运送的实物资源和产品,只是财富交换和转移的一个流程而已,除了运输方和海盗,谁也不可能在从物流中直接获利。除非有国家和你死磕,非要把你的航道堵住不让你过去,这种情况下,谁拥有航母当然能派上用场。但是在过去的40年里,除了海盗对海上安全有所威胁外,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过。仅有的一场稍微像样点儿的海战就是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之战。

一个国家的军事行为,归根结底是为它的国家利益、经济利益服务的。从这一层意义上讲,航母的作用正在打折。特别是当美国的国家利益日渐表现在金融利益上时,更是如此。因为美国已经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控制全球的资源、资本的流向流速,改变投资环境。这个方式,就是美元。此时航母更重大的作用,不再是为实物资产,而是在为美元实现财富转移而保驾护航。

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没有雅量,越来越没有胸怀,横挑鼻子竖挑眼,处处设限。如果找不到限制手段、限制理由时,就站在舆论、道义制高点上横加指责,甚至不惜双重标准。就拿上面提到的美国指责中国在全球化中“搭便车”这一说法,乍一听似乎言之成理。可恰恰对此我不认同。我觉得这就如同今天中国政府给中国老百姓提供公共安全产品一样,是因为中国老百姓交了税,理应享受这份公共服务。同理,中国之所以理所应当地享用“世界警察”美国人提供的世界安全,以及美元作为国际储币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的好处,是因为中国人在用自己的产品和资源换美元的交易中,给美国交纳了足够丰厚的隐形铸币税。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财政部6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外国债权人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达到约44891万亿美元,当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525万亿美元。并且,中国现在是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但是,中国手握这么大笔的美元财富,却很难购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购买高科技的军事技术,美国操纵的“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使得整个欧洲国家不敢把先进的军事技术和产品卖给我们,这就堵住了中国很大一块消耗美元的去处。即使购买这些国家的民用高技术,美国政府也同样限制,这不是夸大其词,比如今年5月“奋进号”航天飞机升空,美国都禁止中国记者进场观看,可见其对中国在高技术上的封锁程度。而你若想购买美国资产,比如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美国国会反对;中国的华为收购美国的三叶公司,交易价值仅区区200万美元,还是被美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被否决。中国最后发现凡是碰美国任何有价值的资产都行不通,最后只能转到其他的方向去投资,应该说总可以了吧?但是,同样不行。中国跟苏丹合作,马上就有人拿“达尔富尔事件”说事,用“人道主义灾难”来抹黑中国的投资形象。而当中国的企业去购买力拓公司的时候,美国政府又通过陆克文插进一只脚,直到把这件事搅黄为止。

所有这些看似彼此并无关联的事件,让中国几乎在任何一个方向都有钱没处花,最后只有一个流向不受限制,那就是美国国债。而美国马上就“量化宽松”,让美元连带美债贬值。有人说这一切都是市场行为,没有阴谋;交易双方都是自愿的,没有强迫。

事情果真如此吗?

美国确实没有直接强迫过谁非要使用美元,但它通过数十年对全球金融体制和规则的设立,已对其他国家产生一种趋势性要求,这种要求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软暴力、软强迫。例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时任财长的保尔森来到中国,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里实际上就包含有一定程度的强迫。中国为什么只能购买美国国债?因为如上所述,我们转了那么一大圈什么都很难买到,美元又在天天兑水贬值,能让手里所持美元保值的惟一也是最后的方法,只剩下购买美国国债。好歹国债还有利息,能够对冲掉一点美元贬值的幅度。在我看来,这就相当于美国人扎了一个羊圈,然后告诉你,你可以选择不进去,却又让你无处可去,最后只能乖乖钻进羊圈。

有鉴于以上种种,在研究军事战略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如果仅仅进行单一的军事战略研究根本就不可能研究出结果。特别是今天,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文化,美国的影响遍及全球时,任何战略研究包括军事战略研究都不可能不触及美国。

在研究过程中,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的军事战略看上去很纯粹、很军事,但是它的箭头却坚定指向它的国家利益,而且还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军队为国家利益服务”。战争只是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辅助手段,而它主要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还是通过美元。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它的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金融利益;二是它的军事战略可以直接为实现其金融利益服务。这是一种新型战争。它可能成为一种国家间替代暴力战争的手段,从而演化成一种软暴力、软战争,而这种战争带来的杀伤效果,却丝毫不亚于一场暴力战争,如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向我们展示的那样。

美国是如何用金融战争代替武力战争来控制全世界的?它的航母又是如何为美元服务的?

美国金融殖民战略建构图

人类自有帝国历史以来,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基本上都是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完成帝国积累财富、消耗财富的过程,就是占领别国的领土,掠夺别国的资源,奴役别国的人民。这是经典的殖民帝国模式。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使美国意识到,必须避免重蹈古典帝国模式的覆辙。因为一战中德国向老牌殖民帝国挑战,想获取自己的生存空间,结果失败了。20多年后德国再度崛起,再次向老牌殖民帝国发起挑战,又再度失败了。美国毫无疑问记取了这个历史教训:如果一个国家的崛起,一定要从老牌殖民帝国那里虎口夺食的话,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战争,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最后徒使他人得利。美国自己就是两次世界大战最大的获利者。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小镇上,盟国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和少量经济学家云集在一起,经过几番激烈争吵,讨价还价,商量出了一个世界货币体系,后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的实质用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全世界的货币锁定美元,而美元锁定黄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这个时候的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世界上80%的黄金都捏在美国人手里,与此同时,美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军事机器。

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人一举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直到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才宣告解体。

美国为什么要放弃这一确立了美元霸权地位的货币体系?这与一场战争有关。

1959年,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在越南打了将近17年的仗,到1975年结束仓皇撤离西贡时,美国人一共被击落上万架飞机,丢掉了49000名官兵的生命,最后一无所获!这场战争打掉美国800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3万亿美元。相应地,美国的黄金储备也日渐减少,到 1971年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已是捉襟见肘,钱不够花了。而那时的美国人却不能像今天应对金融危机这样,实行“适度货币宽松政策”,打开印钞机随心所欲地印美元。因为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横在那里,没有足够多的黄金,就不能印足够多的美元!这使美国陷入了空前的窘境。也因此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这意味着美元不再以黄金做锚,而是作为一种信用货币出现,开创了彻底的纸币时代——意味着美国政府在理论上可以随意发钞。

美国人当然也明白,超量印钞就是自掘坟墓。当一国的货币贬得一文不值时,国家的地位也就跟着完蛋。于是美国政府出资立项,让人去研究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对美国和全球的影响。

半年后,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的研究报告《黄金非货币化的影响》出炉。他在报告中提醒美国政府,美元跟黄金脱钩在短时间内对美国有好处,因为美国可以在全世界还没回过神来时多印钞票,用没有黄金背书的纸币去占全世界的便宜。但长期看这对美国和全世界都不是什么好事,尤其对美国,无疑是饮鸩止渴。

这份报告让当时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如获至宝。在他们看来,有好处的事情当然要干,只是有没有一个办法,让美元流向世界,财富流向美国?让多印美元的短期好处变成长期好处?换言之就是信用货币如何获得信用?美国人知道,这需要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科技创新力,还需要强大的军事能力。这些美国都有,但这还不足以拢住或吓住所有国家。对不屈从的国家,如何让他们对美元保持信任?即使不信任,也能保持需求?美国人想到了一个关键办法:让美元与石油挂钩。

机会很快就来了。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一场阿拉伯人旗开得胜的战争最终以被迫停战告终,这让阿拉伯世界非常郁闷。坐拥石油的阿拉伯人决定,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就从其他地方去获得。于是,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决定用石油做武器,抬高油价打击西方。这个办法果然比战争来得更有效,很快西方就承受不住了。

这时,时任美国财长的西蒙(William E. Simon)秘密飞到沙特,拜会沙特石油大臣、首任欧佩克秘书长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Ahmed Zaki Yamani),告诉他:你们想把油价打多高我们不管,但是要想不让美国人与你们为敌,你们必须接受一个条件,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沙特人同意了这个要求。从此,全世界的石油交易与美元挂钩,而美元的信用也就在此后40年里,牢牢地与全球的能源需求挂上了钩。你可以不信任美元,但不可以不信任石油;你可以不使用美元,但不能不使用能源。只要你的国家需要发展,必然要消耗能源,最好的能源在当时在今天都是石油。要获得石油,只要不是产油国,就必须要用美元去买。别国获得美元的方式只有一种:出卖资源或者出卖产品。而定价权在美国手里,无论是对资源还是产品,它都可以压低价格,从而使美国人在发行新美元,也就是发行高能货币的时候,赚得第一道便宜。

不仅仅是石油,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美国通过“全球化”完成了一个制造业大国向金融业大国的转型,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存及生活方式,从而使得美元不仅仅与石油挂钩,而且与全世界的制造品也形成了紧密联系。

为了使各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事实,美国人用比较优势理论把全世界分成了两块,一块是美国——美国人认为它的优势就在于生产美元;另一块是全世界。比如,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你的发展就应该且必须借助这一优势,别无选择地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他国家以此类推。美国通过输出“比较优势”理论,把本国所谓的垃圾产业、夕阳产业纷纷转移到其他国家,转移到新兴国家包括中国,而让它70%的就业人口转向从事金融和金融服务业。全球产业大分工的格局就此形成:美国人负责生产美元,而全世界负责生产用美元交换的产品。这就是这一轮所谓“全球化”的本质。

美国用自己的金融体系,把全世界与美国紧紧捆绑在一起,这种由美国向世界输出美元,而世界向美国提供产品的交易模式,其结果就是全球财富快速向美国集中。美国在1990年前的200多年里,GDP最高时才不过达到7万亿美元,而在最近短短20年里,GDP居然翻了一番,达到14万亿美元。美国就是这样通过美元,对全世界实现了金融殖民。

而手持美元的别的国家呢?最终由于不是你自己国家的本币,再加上恐慌于美元的不断兑水,为了不让它变成废纸,如果不急着把它变成实物财富(而美国会竭力在此制造障碍),就只能让它回流美国,去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美元资产,从而维系美国经济运行所必要的流动性。

为什么不担心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的美国,却十分担心短期的资本项目出现逆差?因为美国需要大量的世界资本回流美国,才能保持这个储蓄率接近于零的庞大帝国正常经济生活的流动性,否则,大部分美国人刷卡透支的好日子就难以为继。美国资本项目顺差的额度在2001年前后,大约是每年7000亿美元,也就是说需要每天净流入美国20亿美元。一旦这方面出现亏空,美国就必然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地保证资本回流。

如何让全世界保持甚至加大对美元的需求?又如何让美元能够顺利回流美国?

为美元而战!

过去20年里,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连打过四场对外战争的国家——1991年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以及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这里还不包括今年参与的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这四场战争,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开战理由看上去都十分充分且冠冕堂皇,谁会把它们与一张轻飘飘的绿纸联系在一起?

为美元而战,这就是美式战争的全部秘密。

美国人为什么要打伊拉克战争?答曰:为了石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却不从伊拉克免费拉走一桶石油?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哈佛大学讲师琳达·比尔姆斯在2008年合著的《3万亿美元的战争》一书中指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全球油价暴涨主因。

石油交易以美元结算,油价飙升也就意味着拉高了全球的美元需求,也就是说,美国人通过战争打出了全球的美元需求。伊拉克战争之前,国际原油价格约为38美元一桶,战争结束后飙升到近150美元一桶,相当于一场战争把全球对美元的需求打高了近4倍。当全世界需要更多的美元去购买石油时,最高兴的除了产油国,就是美国政府。以给全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名义开动美元印钞机,对美国来说,不仅意味着更多的铸币税收入,还意味着更多的“绿纸换实物”。

战争不仅可以打出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还可以打坏别国、别的地区的投资环境,在降低别国货币信用的同时,像驱赶羊群一样把美元驱赶回美国,维系美国经济的流动性。科索沃战争即是如此。

1999年3月,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前提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道主义干预的名义,悍然打响了科索沃战争。此前,作为战争的舆论准备,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方媒体联手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说米洛舍维奇的南联盟政权在科索沃屠杀了9万阿族人。事后证明这完全是一个谣言。

美国为什么确定要打这场战争?看看当年的国际大事年历就明白了。就在战争打响前三个月,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结算货币,欧元一上来就对美元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和威胁。72天的科索沃战争最重要结果,不仅仅打垮了米洛舍维奇政权,还重创了欧元。欧元与美元的汇率,由启动时的1欧元兑换1.07美元,变为0.82美元兑换1欧元,欧元跌幅达30%。可以说,为了打击欧元,维系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绝不会手软。从这个角度上看,科索沃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

此外,在科索沃战争爆发前,有关资料数据显示,约有7000多亿美元的热钱在欧洲游荡。战争打响后,有4000多亿美元立刻从欧洲抽逃,其中2000多亿去了美国,另外的2000多亿则去了中国香港。

一个投资界的常识是,热钱囤积香港,通常都是想拿香港作为跳板,进入中国内地。而恰在这时,美国人用5枚精确制导炸弹,“误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一周后滞留香港的2000多亿热钱从香港抽逃,最后去了哪儿呢?美国。也就是说,从欧洲抽逃出来的4000多亿美元的热钱,最后全部流到了美国,去支持美国已经连续90多个月的经济繁荣,一直到小布什上台,这个经济繁荣期才告结束。

同理,2001年美国仓促打响阿富汗战争,不是为了反恐,而是要打回全球资本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

为什么说美国是仓促打响阿富汗战争?因为在1980年后美国发动的局部战争中,其战争准备时间都在半年左右。阿富汗战争却是个例外,不到两个月就仓促打响。仓促到什么程度呢?美国人在打到一半的时候,居然就把巡航导弹打光了,怎么办呢?五角大楼只好下令打开核武器库,取出核巡航导弹,拆下核弹头,换上常规弹头,又打了近千枚,才把阿富汗打下来。

美国人为什么要匆忙发动这场战争?因为时间不允许,美国的经济形势不允许。“9·11”发生后,大量的资金开始撤离美国。有数据称9~11月间,有三四千亿美元撤离了美国。所以美国迫切需要用一场战争,打回全世界投资人对美国的信心。

果然,当阿富汗战争打响后,道琼斯指数就在短期下探后很快回升,华尔街一片叫好,随着战况进展顺利,大量的资金又陆续回到了美国。由此我们看出,美国人向全世界展示的现代战争理念是,如果我的投资环境不好而短期内又无法改变的话,那就用战争把其他地方打得更坏,反衬出美国相对的好。这就是美国的军事为金融服务的战略路径。

有意思的是,据海军军事专家李杰介绍,“从1976年以来,美国人对于航母的争论次数不下10次,试图寻找另一种手段来取代维护费用高昂的航母,用较少的钱来保证足够的军事力量。可是几经讨论,最终各方只能承认,美国只有发展航空母舰才能保证‘武力投射’的机动性和威慑性。所以,无论在科索沃战争还是在对利比亚的空袭中,美国航母依然活跃于国际舞台上。”这个争论的时间节点——1976年,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石油“挂钩”不远。也可以这么说,正是出于保障美元信用的重任,航母才得以不下岗。

捍卫美元的软性战争

据说,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就职当天对同僚告诫道:在这里(美联储)你们可以谈论一切,就是不许谈论美元。因为一旦失去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也就失去了全球霸主地位。因此为了维系这张“绿纸”的信用,美国无所不用其极。用军事战争变相打击欧元是一例,用金融战争直接打击日元则是另一种玩法。

众所周知,1985年美国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成功打击和遏制了日本出口的势头。可令美国始料不及的是,签订“广场协议”之时的日元已经成功地迈入了国际化进程,已经是国际可兑换货币,在东南亚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和美元比肩的硬通货,有的国家已把它作为储备货币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欣喜地发现,当日元从252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80 多日元兑换1美元时候,日元一下子变得值钱了。于是,日本人非常迅速地抓住了这个时机,掉转头来,从原来的产品扩张转向资本扩张。那时的日本开始狂买纽约帝国大厦,狂买哥伦比亚兄弟电影公司、甚至发出了“买下美国”的豪言壮语。

这让美国一度颇感紧张,惊呼“日本想买下美国的灵魂”,在这样一种势头下,美国人通过瑞士国际清算银行提出了“巴塞尔协议”(巴塞尔一号协议),也就是8%的银行储备金率的问题。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针对全世界所有银行为规避金融风险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实际上它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日本的资本扩张势头。日本对此当然不接受,它与当时全球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德国连手,一起拒绝签字。

在不具备战争条件的情况下,美国人怎么办?美国人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就是和英国签订了双边巴塞尔协议。两国率先实行巴塞尔协议,率先执行8%的银行储蓄准备金制度。但这个协议最有意思的条文,不是双方准备为全球做表率自律的问题,而是它的最后一条,即:今后凡与我两国银行打交道的任何国家的银行,都必须实行8%银行准备金率。这样一来,美国人用多边协议未能拴住日本,却用这一狠招迫使日本不得不就范。因为这世界上还有哪国的银行,既不在伦敦金融交易中心,又不在纽约金融交易中心进行业务往来或结算呢?美国用这一狠招迫使日本不得不回到巴塞尔协议上来,而这一回来的结果,最终导致了日本的证券业和房地产业泡沫的破裂,从而走上了“失去的十年”。

崛起中的中国亟需加强保障国家安全

如今中国的情形与日本有几分相似之处。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人民币也正在加紧国际化进程,未来势必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全球头号对手。

过去美国人喜欢说,当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现麻烦,美国总统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如今,在资本流已成为全球经济生活主流的时代,美国人已经意识到需要一种能与资本的流速相匹配的快变量手段,才可能控制或改变全球资本的流速和流向。

为此,五角大楼对其军事力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快建立“全球快速打击系统”(比如说建立空天司令部,建立全球第一支网军,又比如说全球第一架空天飞机的试飞,再比如说正在研发的5倍于音速的巡航导弹等)。这一系统要求美军的军事打击能力,能比航母为代表的传统军事手段更快捷地打击地球上任何目标,打击时限也一再缩短,从号称一小时打遍全球,缩短到28分钟打遍全球。五角大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美军的速度,而这一切,都与资本的流速和流向有关。因为美国人心里最清楚,今天的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纸币上的帝国。要让这个帝国不垮塌,就必须保持美元的霸权。谁威胁到美元的霸权,美国就会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所有它能操纵的手段,予以无情打击。

崛起中的中国,必须对此有清醒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障我国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的责任,任重道远。中国航母的出现,是我们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走出的重要一步,未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揭开西方对非洲的新殖民主义

2011-04-28

对于中国走进非洲,首先就被西方冠以了新殖民主义的大帽子,原因就是中国与 非洲的贸易往来是以国家企业为主体资源贸易为主的经济行为,西方历史上掠夺非洲也是国家行为和资源为主,因此西方给中国扣上了新殖民者的帽子,但是真实的 情况本人认为这是一个对于中国非常不公正的歪曲,西方当前对于非洲的做法才是在世界发展以后的新殖民主义,中国与非洲的往来是一个盟友和共赢的关系。

对于中国与非洲的交往,我们首先要看到中国的做法与西方当年是有极大的不同的,不 能任由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搞似是而非的偷换概念,中国对于非洲的交往是拿着非洲急需的美元等外汇硬通货进行自主自愿的贸易和投资的,西方当年殖民非洲却是 拿着刀剑而来的,更重要的是西方当年对于非洲的资源是贱买,而中国是贵买,对于中国的资源需求,西方的资源国家也是争相向中国出售的,中国的铁矿石需求就 成为了澳大利亚的支柱产业,而加拿大的矿业公司的产品也是大量出口中国,铁矿石三大矿山的利润是中国所有钢厂利润的很多倍,在中国大发展大量高价购买资源 的时候,西方的做法反而是不希望非洲能够把资源卖给中国,分享他们炒高资源在中国获取暴利的权利。西方要由他们的资源国家高价向中国出口资源而不是非洲, 难道中国也殖民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因此这个所谓的中国殖民,是对于原来的殖民主义的一个重大的偷换概念。

而西方对于非洲又做了什么呢?西方自己标榜的是对于非洲无偿的大量粮食人道主义援 助,牢牢的把握住了道德制高点,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到的就是在西方援助非洲粮食之前,非洲的粮食是能够自给自足的,但是西方援助非洲的粮食,非洲反而遍地饥 饿了,按照西方的说法这是非洲战乱的结果,但是对于战乱的破坏粮食生产是恢复极快的,今年没有种地明年开始耕种就可以了,影响不会超过一年,而且这样的没 有耕种还有休耕的效果粮食产量会更高。而非洲的耕地是不足人口是过多吗?这个问题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因为非洲近80%的耕地是荒芜的。非洲的粮食总产量 不足1亿吨,进口5000万吨,粮食总消费量是1.5亿吨,非洲的人口与中国相当为10亿多人,人均粮食不足150公斤,而中国目前的人均粮食消费量是 450公斤。非洲有耕地2.7亿公顷,每公顷是中国的15亩,是中国的2,17倍,非洲土地的水和热资源比中国好,普遍是三熟地,而非洲的人口与中国相 当。同时非洲还有宜农荒地9亿多公顷。非洲的单产极低,小麦是中国的18%,玉米是25%,水稻是中国的38%。因此非洲本来是不应当有饥饿的,为什么一 涉及非洲的负面信息,就首先让人们想到饥饿呢?

非洲除了有大量的耕地和农业资源以外,同样也不缺乏劳动力,非洲的失业率是极高 的,西方人说非洲人懒在这里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再懒的人在饿肚子的压力下都会勤快起来的,而真正造成非洲这样的现状的就是西方在非洲的新殖民政策,这个 政策的重点就是粮食倾销摧毁非洲的农业!让非洲在饥饿的情况下只能对于西方国家主权依赖,使得非洲的主权独立性不得不为要饭而让道。

对于倾销这个词汇大家都不陌生,倾销就是低于成本的销售,在传统的理念上这样的赔 本买卖怎么会有好处呢?但是在世界进入垄断竞争的时候这样的倾销真实的目标就是摧毁你的产业,取得你的控制权,所以西方各国对于反倾销的各种规定是国与国 之间重大的博弈。按照美国基辛格的名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经济,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人!粮食的倾销让西方控制了你的粮食安全摧毁了你的农 业,你的国家的控制权自然就要交出去了,西方所谓的粮食援助是比低于成本的普通倾销更彻底的全面倾销。在西方所谓的援助倾销下,非洲的农业彻底破产了。

西方给非洲的粮食援助,实际上是西方存储过的仓粮,新的粮食收割下来以后,老的存 储粮是需要处理的,这些粮食就被西方以所谓的援助的方式给了非洲。而对于非洲的农民而言,非洲的交通运输的成本是极高的,非洲的基础设施是非常落后的,粮 食的购销渠道也是不畅通的,因此农民要把自己种植的产品到市场上买,其运输和销售的中间环节的成本就可以超过城市里面的粮价,更进一步的是非洲的主要城市 在殖民的历史所用下基本上是海港城市,从西方把廉价的仓储粮和援助的粮食运输到这些海港的海运成本是很低的,因此非洲的农业产品基本上与之没有竞争力,非 洲种植粮食也无法卖出去得到货币。

对于农民而言,即使是在千年以前的农耕时代,也是不能仅仅依靠种植粮食而生存的, 也是必须出售一部分粮食换取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但是在西方这样的粮食倾销模式之下,非洲的农民是以自己的农产品换取不来任何其他商品的,这样的结果就使 得种地难以维持生计,这才是非洲即使是失业和挨饿也会土地荒芜的真正原因,农民种粮无法生存成为了城市贫民窟里面的难民,在非洲大量存在着巨大的贫民窟与 非洲荒芜的耕地相对应,这些贫民窟是城市和社会稳定的毒瘤。这样的粮食安全被控制导致非洲的政治稳定也要看西方粮食的脸色,最近的北非动荡就是与城市贫民 的吃饭问题密切关联的。

西方倾销粮食让非洲对于西方产生粮食依赖,无非是要非洲对于西方的政治依赖和经济依赖,使得非洲不得不向西方贱卖资源来换取粮食,而且这样的贱卖还要非洲国家求着西方自己送货上门,这就是西方在历史上以血腥为主的殖民主 义之后,发展成为以倾销和粮食依赖为主的新殖民主义,但是中国的出现,可以支付高价购买资源,实际上是让非洲增加收入和让西方殖民非洲获取利益的博弈破 产,也使得西方资源国家高价向中国出售资源获取暴利被非洲分一杯羹,因此中非合作是一个中非共赢的事情,西方妖魔化中国的中非合作为殖民主义就是非常可以 理解了,而事实上西方才是非洲一贯的殖民者,只不过现在他们将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换成了新殖民主义,是新瓶子装老酒,换汤不换药,对于这样的新殖民主义我们 需要在理论层面上高度认识的。

中国制造的价格为什么内外倒挂

2011-04-28

对于当今社会热点有一个问题非常引起社会的关注,那就是中国制造的产品出口到国外 以后,反而是比国内要便宜很多,形成了中国制造的内外倒挂,这样的倒挂让中国的老百姓深恶痛绝同时加剧了中国的通胀压力,也成为了外国对于中国制造搞贸易 保护主义进行反倾销的理由,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倒挂呢?

我们关注到不仅仅是中国同样的商品在国外远远比国内要昂贵,外国给中国的进口商品 就更加如此,这个倒挂实际上是中国市场内商品的超高销售利润的问题,而中国是一个激烈竞争的市场国际上反而是渠道和零售巨头垄断的市场,在市场经济模式和 竞争下中国的销售利润率本来应当是更低才符合客观规律,因此对于这样的差价必然有其内在的成本原因,对于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很多人是以税收高昂和进口关税 来解释这个问题的,但是细心的人们经过计算发现就算是加上这些关税与税收的情况后价格差别依然巨大,同时外国也有关税,有些国家是高福利高税收国家税率一 点也不低,况且中国的名义税率高昂但是在逃税的模式下实际税率水平要低很多。因此又有人说这是中国高速费等物流成本和灰色成本高昂的缘故,虽然这些成本是 巨大的,但是中国制造海外销售要飘洋过海,同时外国的人工成本远远高于中国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因此对于这样巨大的价格差异还是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

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恰恰与中国的资金紧缺和高利率尤其是高民间利率远远高于世界有 关。为了防止通胀和经济过热,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中国的民间利率在我们数次紧缩以后已经极大的增加,当前月息已经达到了10%的水平,这样的利率还要是朋 友价格和驴打滚,即使是利率水平低的时候,中国的民间利率一般也不会低于月息2%或者年息20%的,这与当今世界利率基本为零的负利率是天壤之别,在企业 做生意上,外国的低利率使得外国在华采购可以预付款,最起码是交货就可以得到现金,但是在中国销售产品就不同了,中国的超市等连锁机构给厂家的销售款结算 的时间大多数都要超过半年,超过一年的也很多,企业间压款和拖延的情况极其普遍,在紧缩的时候企业间的债务坏账比例大幅度增加,这些都是企业的成本,这些 成本都在紧缩下大幅度增加,最后这些成本只有计算到售价里面去,因此给中国国内销售的产品所制定的售价只能是更高!而对于外国在华的采购因为能够付现金, 企业为了得到紧缺的资金就会非常低廉的甩卖,更有甚者的是由于企业的流动性不足为了避免资金连的断裂,很多企业会亏本卖给外资以获取资金生存,尤其是为了 获得大量的预付款和定金而以低价作为引诱与外商签约,这样的情况就是企业对出口的销售利润为负值,而这些出口产品的亏损也要加载在同样商品的国内销售的售 价之上,更大的加剧了中国制造的内外倒挂,而这些企业被迫低价甩卖的结果还授予了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反倾销的口实,因为西方是不计算中国如此高昂的财务成本 的,最多是按照你的银行利率计算,这样的倒挂的背后是有一个国内银行利率与社会利率的利差和坏账率之看不见的手在决定的。

对于这样的高利贷利率情况,以及所造成坏帐和家破人亡的事情,近期报刊报道非常丰 富。例如:《中国经营报》报道2011年4月13日福禾豆业所属惠龙集团董事长金利斌,排除他杀和意外事故的可能,系自焚而亡。在被宣称车内自焚之前,金 利斌一直是包头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位债权人告诉记者,当她听到金利斌死亡的消息之后,顿时就感觉天都塌了下来。她在包头市里开了一家餐馆,2009年 她从朋友口中得知了惠龙集团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融资,每月3%的利息,算下来一年1万元钱就有3600元的利息收入。于是她将所有的积蓄再加上抵押自己的 房子从亲戚家借了60多万元,共凑了120多万元借给了惠龙集团,截至今年3月份,利滚利达190多万元。《华夏时报》2011年4月23日报道:温州中 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周德文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最近一段时间经常听到一些中小企业老板因为还不起高利贷而潜逃消失的事。”银行已经 基本停止了对中小企业的放贷,他们只能转向高利贷。由于商业银行银根收紧,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大幅攀升,月息8分很普遍,这使得温州高利贷市场持续活跃。月 息2分大都是亲戚朋友之间借钱干实事的,真正的高利贷大都是月息2分集资,然后高于1毛放出去,2毛、5毛的月息都是正常的,最疯狂的息水已经达到一天一 倍(即日息一元),就是早晨放,晚上就收。

因此这样的紧缩防通胀和经济过热下造成高利贷,而高利贷下就是中外中国制造的价格 倒挂和中国产品零售价格的高利润率,这个高利润率本身也是通胀的动力来源,利息越高价格越高通胀越厉害,导致中国财富的外流和中国老百姓被掠夺在高物价下 为高利贷买单,对于掠夺和侵害民生的政策,是应当立即终止的。想一下国内外利差和半年多可以达到50%以上的利率或坏帐损失,中国内销产品比外国贵50% 就不足为怪,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计算了税收和物流等情况,就与大家看到的中外同样产品巨大的差价吻合了,这些财务成本的影响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商品价格的内 外倒挂,更广泛的是对于所有的产品这样的效应都是存在的,包括对于房价也有类似的影响,只不过中国的财务准则对于高利贷等成本不能入账只能以税后利润让股 东承担,因此你难以直接从表面看到它的影响,而这样的巨大差价和财务成本的影响还要加剧通胀和中外通胀的幅度差别。

骆家辉来了,中国的日子会更难

2011-04-07

前些时候,奥巴马提名商务部长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接替将要离任的共和党的洪博培,这里头当然有他政治、经济的多重考量。看到美国首位华裔驻华大使就要上任了,哎哟,我们有的人反应那是相当强烈,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激动的。这个华裔大使的中国话离白皮肤的“中国通”洪博培差远了。
骆家辉是什么人?你知道吗?什么首位华裔州长、什么首位华裔驻华大使,代表什么?我告诉你,骆家辉的身上,那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梦。他自己说他是第三代移民,他的祖父母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很穷,可是美国成就了他们一个美国梦。他父母含辛茹苦地送他去念大学,完了美国又给了他一个立足点平等的平台。好了,现在这个“百分之百”的美国人,要来中国捍卫美国的利益啦。他可不是什么“温和派”,扬言要“敲掉中国的贸易壁垒”的就是他。
美国高额的财政赤字和10%左右的失业率让奥巴马难受得要命。怎么办呢?于是这家伙就想起来搞“出口倍增”5年计划。当然要冲着中国来啦,要扩大对华出口,平衡中美贸易。好了,在奥巴马这个计划里面,骆家辉可是一个“关键人物”。有多关键呢?2010年,这哥们带着贸易代表团多次来中国,推广“清洁能源”,做起了“能源推销员”,拿到大笔订单。可就在拿到订单的同时,美国频频对华“双反”调查。这商务部长可真是绝不心慈手软。骆家辉的黄皮白心,我在我的新书里早就说过了。下文就摘自《郎咸平说: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一书。再早之前,我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新帝国主义在中国 2》里就揭露过新帝国主义的嘴脸。

2010年5月21日,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在清华大学发表清洁能源为主题的演讲中,只字未提近年来一直成为热点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当他会见中美商会会员的时候,面对代表的提问,他说汇率问题将留到中美经济战略会议的时候再讨论。这是美国给我们的第一个意外。
那美国给我们的第二个意外是什么呢?是他们竟然慷慨地许诺“考虑”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各位知不知道这个有多重要?这么多年来,就是因为他们不承认我们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所以才经常制裁我们的出口产品,比如反倾销等等。而且,美国的制裁通常是采用第三国的市场价格来做计算,比如说在中美彩电反倾销案当中,美国选择印度为中国的替代国,要知道印度彩电的平均原材料价格是中国的6倍,价格肯定比我们高得多,但是美国从来是不讲道理的,他们就用这个标准来制裁我们。而这些制裁依据的真正法律基础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如果美国一旦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的话,就没有制裁我们的法律基础了。要知道2006年到2009年之间,美国对华反倾销的涉案金额超过60亿美元。美国真的会放弃这个杀手锏吗?

我发现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和总统奥巴马两个人在唱双簧。骆家辉是中国人的脸孔,其实是个香蕉,外面是黄的,里面是白的,这种人对中国理解更深、打击更大。还有很多人说,盖特纳的中文讲得特别好,还很高兴。我说你们不要高兴,会去学中文的美国人个个都不是好惹的角色。你想想看,高中大学时代就想到学中文,这是何等的睿智,你会去学非洲话吗?而且骆家辉这种香蕉,他为了显示出他的公正公平,他对中国一定会更过分。所以当年我去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的一位过世的老师陈昭男教授在我大学时曾经跟我说:“郎咸平,以后你在美国找指导教授,千万不要找美籍华人。他们为了表现自己的公平公正,特别折磨中国学生。你要找犹太人,或者找美国白人,他们心中是没有什么牵挂的,比较坦荡,他们会照顾外籍学生。”我谨记这个教诲,因此我在美国的指导教授就是美国白人,还有犹太人,我绝对不敢找美籍华人,我看骆家辉也差不多。
骆家辉从5月16日抵达香港,到5月25日离开北京,从香港的清洁能源及环保行动论坛,到清华大学的演讲,时间在变、地点在变、听众在变,但这个哥们儿的演讲主题一直没变,那就是清洁能源。我把他的原话念给各位听。骆家辉说:“希望150年后我们的子子孙孙在回顾这150年时,能够感到非常的欣慰,也能为他们的前辈感到骄傲。由于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节能减排上所作的努力,为地球作了巨大贡献。”
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听这个吹捧我们的谎言了,还中美两国共同努力呢,实在可笑,美国如果能独霸的话,他们有什么理由找我们去共同努力呢?美国自己不行吗?而且他说美国代表了新能源的最高水平,包括波音、杜邦、通用、杜克、第一太阳能在内的24家企业,他把它们称之为代表了开发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产品服务或技术的美国企业。

看看在奥巴马“智慧外交”思维下,围绕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骆家辉和奥巴马是怎么唱双簧的。5月26日开完经济战略会议之后的第二天,奥巴马在美国发表讲话,讲得刚好完全相反。他说我们在能源科技上已经远远落后,全球光伏电池生产前10名里面,7个都是亚洲公司,前5名有3个是中国的,分别是尚德电力,注册地是江苏无锡;英利绿色能源,注册地河北保定;天和太阳能,注册地江苏常州。各位朋友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很骄傲?我认为,只要你觉得骄傲的事情通常都会有问题。我发现所谓这3家中国公司虽然是在中国注册,但都在美国上市的,而且大部分股权都是美国投资人。此外,美国的机构投资人和基金分别持有了尚德和英利42%和48%的股权。
我看,他们这个一唱一和的目的就是希望新能源的前期研发由中国买单,把中间制造的污染例如提炼多晶硅所留下的剧毒四氯化硅留在中国,最后再将利润留在美国。这就是我们在这次中美经济对话上的真正让步。2010年5月20日,英国石油公司(BP)原油在墨西哥湾外漏,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环保大灾难。就是因为这个原油泄漏事件,使得奥巴马的民调达到历史的低点,奥巴马痛苦不堪。甚至按照媒体的报道,超过半数的人对于奥巴马处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是不满意的,可能会危及到他以后的竞选连任。
各位想一想,5月20日发生漏油事件,5月24、25日就是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奥巴马派出了200多个阁员参与会议,这是为什么?要知道美国跟我们可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官员特别多,美国的官员是非常少的。人家是精英政府,不像我们是大政府,到处都是官。200多人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就是说,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几乎倾巢出动。我甚至怀疑现在留在美国的只有一个官员,他就是奥巴马。
如果你是奥巴马,碰到这种漏油事件怎么办呢?最好能够在能源政策上交给民众一个又好又快的成绩单。于是骆家辉这哥们就跑到中国来大肆兜售他们的“清洁能源”。

  美国太阳能电池巨头第一太阳能公司最近获得了中国政府的同意,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建立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生产基地,工程占地64平方公里,稍大于纽约曼哈顿的面积。生产规模大概是200万千瓦的发电量,相当于两座中国的燃煤发电厂。以奥巴马曾经视察的Solyndra公司为例,这家企业在一年里就获得了5.35亿美元的财政担保贷款,而这个企业给奥巴马的回报是什么呢?3000个工作岗位,其中1000个是全职的。Solyndra拿5.35亿美元的财政担保贷款是要做多大产能呢?50万千瓦。所以第一太阳能公司鄂尔多斯项目四倍于Solyndra项目,也就相当于帮美国政府省了21.4亿美元的财政担保贷款。而且,如果在美国建立同样规模的太阳能发电站的话,花费需要50亿~60亿美元,但是在中国建呢?美国就省了50亿~60亿美元的投入!这样算下来的话,总共节省了美国人71.4亿~81.4亿美元的投入。此外,由于太阳能的生产设备全部在美国,这将为美国创造12 000个工作机会,其中4000个是全职工作。

看看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访问日本的时候,怎么回答日本的媒体的,他说,“美国经过多方面的考虑,认为目前条件还不成熟,所以不考虑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了。”正如同我所想的,他们毫不犹豫地就把这个大礼物收回去了。2010年6月10日,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受到议员的炮轰,批评他没有对人民币施压。他的回答挺熟悉,他说,人民币汇率是中国的内政,他们不应该怎么怎么。参议院气得要立法压迫人民币升值。美国总统奥巴马竟然暗示这个立法的提案会在众议院被否决。他们两个人怎么会那么够意思呢?道理很简单,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他们就是脸皮再厚,也得顾及点吃相,不能太难看了吧。不过,奥巴马绝不是省油的灯,6月18日,奥巴马写给6月26和27日召开的20国峰会的其他领导一封私人信件,敦促他们在峰会上对人民币施加压力。我们是赔了两个夫人(一个夫人是金融核弹头,另一个夫人是新能源)又折兵(汇率还要升值)啊。
这就是骆家辉他们干的事儿。

不是房价高不高的问题,而是政府拿到这些资源去做了什么

2011-03-02

不是房价高不高的问题,而是政府拿到这些资源去做了什么?

2010年去年我们各级政府总共征收了2.7万亿的出让金,税费暂不谈。就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拿出10%给老百姓构建保障房的话,那就是2700亿,考验建设2亿㎡保障房。

十年就是20亿㎡,足足可以住2亿冷,老百姓的问题完全解决。

如果从这个出让金里面再拿出6000亿——人人看病不要钱,再拿出1000亿——人人上学不要钱,所以2.7万亿的出让金拿出1/3,老百姓头上的3座大山——住房、看病、上学难问题统统解决了

当然,这是梦想了,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

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2011-02-24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的开通了。

  根据报道,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有永远出不来的可能。一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惊。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历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8小时减少到3小时。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银行的贷款。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时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着办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3800亿日元的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已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建设一条采用更先进的磁悬浮技术的“新新干线”,它将把东京到大阪的时间缩短到仅一个小时多一点。当然,5年建成新干线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新新干线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刘志军堪称中国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国火车的时候,感到火车又脏又乱,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车的时候总是买不到票,与新干线有几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媒体上不断展开宣传,我才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变化。2007年发生了中日关系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车克服中国“愤青”施加的强大压力,落户中国铁道,成为“和谐号”动车组CRH2型。按照媒体的宣传,“和谐号”都是由中国自行生产的,日方合作伙伴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我登上CRH2列车一看,发现洗脸盆上贴着塑胶纸,纸上写着“水”和“洗手液”。偷偷揭开,洗脸盆上原来的日文说明漏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洗脸盆毕竟是一个简单的部件,从这个细节可以猜测,这列火车的国产化率不会很高。这个情况显然不是我一个人发现的,左派也把刘志军当做“汉奸”“买办”,把CRH叫做“耻辱号”,指责刘不买中国研制的“中华之星”等高速列车而买日本货。现在刘倒台了,“乌有之乡”的左派们非常高兴。

  川崎和西门子的股东们也有理由感到高兴。2004年中国引进第一批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之前,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在谈判中,刘志军成功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能决定每一个的前途。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最后,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成了唯一不能与中方达成共识的人,而最终结果是——日法加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德国人一点没有,于是西门子的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三年后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了。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这种车又分ABCD四种型号,其中A型来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门子的技术。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获取任何收入。高铁的技术转让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过的。FT中文网已经发表了7篇分析和12篇专栏文章来讨论这一现象。

  出人意料的是,川崎和西门子不但放弃了在中国起诉铁道部的努力,甚至当中国向国外销售CRH380的时候他们也不准备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已经签署过了技术转让协议,还因为中国对许多关键的技术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修改后的设计允许山寨的列车比原型车运行的更快,因此即使告到美国、英国的法庭去,法庭也未必判中国侵权。

  光是列车速度提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中国高铁受到太多关注,高铁的精髓还在路本身。其实中国早就决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修建高铁,只是在是否采用磁悬浮技术的问题上争论了二十年而已。刘志军绕开了问题,他既不建“高铁”也不提京沪线,而是利用每年春运人们抱怨买票难的时机,在其他地方开工修建所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第二双线”,建造完了之后再宣布其为高铁。北京到广州的“客专”几乎建在一座从北京延伸到广州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需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

  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刘氏“客专”的一半多一点。刘的手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为数众多的反高铁派很少注意到客专和城际铁路的开工,只有在“高铁”二字出来的时候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高铁已经接近通车,说什么都晚了。

  “客专”本身才是中国优于日本和欧洲的地方,但它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刘氏客专在最便宜的地方也要7000万元才能造1公里,到了山区和地价高的地方,造价达到每公里1.3亿元以上。为了建设规划的1.8万公里客专,刘至少要两三万亿元的投资,而2004年的铁路投资仅有可怜的516亿。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2007年,刘在银行的支持下把投资增加到2000亿元,但好戏还没开始。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刘的高铁蓝图获得中央认可,得到了1.5万亿额外支持。于是从2009年开始,铁路投资超过了7000亿元,超过了军费,超过了刘上台前十五年的总和,刘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世界上一半铁路投资”的预言。此时刘志军的谈判艺术又有了进步,他把钢铁公司和水泥公司的代表叫来投标,失败者不仅一份钱拿不到,还将无法再用火车运输自己的产品。

  刘在8年里一共修建了1.8万公里铁路,相当于原有线路的四分之一,其中客专有7000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铁路长度为3万公里,其中客专1.3万公里,大部分将在2011年通车。以后,从北京出发,8小时就能到除了海口、拉萨和乌鲁木齐之外的任何一个省会。由于已经开工,这些铁路没办法停下来,今年的铁路投资仍将达到历史最高的8500亿元。刘志军唯一没能开工建设的高铁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兰新第二双线”。但就在昨天,哈萨克斯塔总统在北京签署了协议,由中方负责修建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的高铁。据说这条铁路将采用中国的标准,可以连新疆却不能连俄罗斯,这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很大,可能促使中方再花钱把兰新第二双线也修起来。未来,越南、蒙古和巴基斯坦也都有可能通过改造自己的铁路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肯定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铁道部还将得到更多的投资。

  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我做了这么多年火车,没见一个列车员说过领导的好话,大家都对低水平的工资非常不满。一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他认为,刘“跨越”——刘志军因为经常说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得的外号——眼里只有铁路,从不考虑职工的感受。在刘的领导下,铁路职工的生活水平降到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以来的最低点,经常连续一两个月在列车上度过,连饭都吃不好。更糟糕的是,刘志军在人事上也是雄心壮志,说撤铁路分局就撤铁路分局,谁要是对领导不满意,就会马上失去体制内的铁饭碗。

  “刘跨越”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铁道部改制的话,改造出来的新铁道公司可以破产吗?如果它被禁止破产,那它就还是铁道部;如果可以破产,这个负债率为70%的公司离破产就没多远了;如果把“坏的”资产拿走,只让“好的”资产上市,那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资金就收不回来了。此外,铁道部还凭借着自己的“永远不会破产”的形象获得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如果这个条件消失,投资的资金链也将断裂,政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来救市。在中国,欠人家两万元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欠两个亿就要轻松得多,欠两万亿根本就等于绑架了债主。接替刘志军的新部长,其实一点压力都不用有。

  撤销铁道部还将面临政治上的挑战。日本国铁民营化运动的裁员人数是44万人,而且国铁本来就是企业,中国的铁道部则是政企合一的“铁道省”,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检察院,其职员们普遍认为自己不但不应该被裁员,反而应该为八年来的辛苦获得补偿。民营化,这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将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可能发生那位列车长所想象的“全路大罢工”,或局部的混乱。中国准备好了走过这个痛苦的过程吗?

  或许,解除铁道部对中国的“绑架”,要比铁道部“绑架”中国困难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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