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aker's Blog

《人物》：您曾说过，中国人全球工资最低。但当有人建议给大家发工资时，便有专家说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现在超量的货币有否体现在个人收入的增加上？

我：那些专家是照搬教科书上的理论：每年经济产出就这么多，比方说就100斤大米，而工资如果是100块，那么米价就在一块钱一斤，这样，工资如果涨到了200块，大米还是那么多，所以物价是两块钱一斤。这个理论放在欧美基本上是对的，因为那些国家工资占GDP的比重非常高，这样你涨工资等于没涨，因为东西还是那么多，越涨工资，钱越不值钱，这样会有通货膨胀。

这理论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国民经济的大部分产出都被工资消费掉了。但是，中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是全世界最低的，就算老百姓工资翻一番，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力也不及政府举债投资的五分之一，也不如天量信贷的十分之一。你想想看，我们的产能过剩这么严重，各行各业都是严重的供过于求，而且什么都涨，就是工资不涨，按照这些专家的理论，怎么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呢？可是现实又如何呢？去年我提出警惕滞胀这个观点的时候，还有某个经济学家和我辩论，可是，现在连他自己都修改了自己的观点。

 

《人物》：您特别主张藏富于民，您认为主要应该通过何种路径来实现藏富于民？

我：我最近提出一个“马车理论”。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是国民经济的两匹马，政府拿着税收这条鞭子在驾车。现在情况是，国企不去拉车反而在车上增加负担。政府不去养马，反而用越来越重的鞭子加重负担。2009年，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占了GDP的35%。企业各种税负有20多种，占税前利润的70%，全世界最重。以个人养老金为例，薪水的8%要上交到个人养老金账户，同时企业要再交20%到社会统筹账户，这么高的缴款比例却并不是因为真的给老百姓养老了，而是因为养老金既有历史漏洞，又有统筹和管理成本过高、投资收益过低这一系列问题。换句话说，税收本来是再分配的过程，可是我们的税收却是收上来就完了，不是真正给老百姓花钱，不是公平地再分配给老百姓。藏富于民就是要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让国企不再利用垄断地位与民争利。

《人物》：当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便会突出。您曾说穷苦人群开始绝望了。您认为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是否会形成政治风险？应该怎样避免这种风险？

我：我看到社会上更多的是无奈而不是绝望。

我最担心的不是什么政治风险，而是老百姓过得幸不幸福。央视每年进行“经济生活大调查”，有一题是您对目前生活的感觉：很幸福、比较幸福、一般、很不幸福。其中选择很幸福的比率一直是4%左右。选择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比率在不断上升，2007年18%，2008年24%，2009年是25%。今年达到38%。调查显示不幸福的原因主要是对收入和住房不满意。

顺应民意就不会有政治风险。比方说2006年的结果显示老百姓最关注的是医疗。随后我国进行了医疗改革，现在连普通农民都能报销60%的医药费。尽管还有很多问题，但是老百姓对这方面的满意度至少提高了一点。

 

《人物》：金融危机使西方人极大地克制自己的消费行为，而在中国似乎影响不大，2008-2009年的餐饮娱乐业并不萧条，这是为什么？还能说中国人工资低吗？

我：美国老百姓不是克制消费，而是因为过去滥用消费信贷、过度透支，现在失业率还居高不下，当然消费不振。金融危机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本来一个人买不起房子，但是银行借给你钱让你买。因为房价一直在上升，过了两年之后，房价升值这部分银行还给你办理再贷款，升值这部分就变成消费贷款给你继续挥霍。

中国情况与此完全不同，中国目前正在走向M型社会，穷人富人同时增多，中产缺失。餐饮娱乐行业不萧条很正常，因为有钱人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但是普通百姓的娱乐并不见得有多么繁荣。以电影院为例。我国每10万人拥有的银幕数是0.41块，美国是12.7块，差距达30倍。 M型社会下层工资低是客观事实，餐饮娱乐萧条不萧条和他们没有直接关系。你判断中国餐饮娱乐行业不要只看到北京上海，你去三四线城市和小县城看看小饭店几点打烊就知道了，那里住着的才是大多数的中国人。

 

《人物》：由于文化传统和投资渠道有限的影响，中国的个人储蓄不断增加，这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拓宽投资渠道吗？在中国大陆能否出现切实保证个人投资利益的投资渠道？投资现在的股市会有很大风险吗？

我：我很同情我们老百姓，在中国我也不知道建议他们干什么。投资黄金，现在涨得离谱；炒外汇风险很大；投资股票，到处是内幕交易；办企业，税负超过税前利润的70%。投资房地产，现在政府天天在限制。现在想想美国老百姓活得真简单，买基金或者存入自己401k养老金账户就行了，政府负责他保值，替你看管钱。我们到头来是政府提供不了一个好的投资环境。

个人储蓄增加实际上是个伪命题。个人储蓄的增长速度远远比不上企业和政府。从1992到2007，家庭储蓄占GDP比率一直在20%，增长率为0。企业储蓄占GDP比例从11%增加到23%。政府储蓄从GDP4%到8%。增加的储蓄是企业和政府的。

即便如此，还有专家抱怨我们存款过多，说要鼓励消费。这完全不理解我们老百姓的日子有多苦，而且因为社保、医改、教改和房改都没能切实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所以老百姓越穷越不敢花钱，这个已经被尼尔森公司的调查数据证实了。所以，我请这些专家和政府不要再打老百姓那点储蓄的主意了！储蓄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因此无从谈起怎么解决，问题在于怎么藏富于民。

 

《人物》：谢国忠说未来十年会进入通胀时代，您是怎么认为的？如果真的进入十年通胀，将会是怎样的情景？

我：中国当前的问题不是通胀这么简单，是滞涨。我早在几年前就指出过这个问题，所以才大声疾呼反对四万亿。滞涨是说，经济高增长已经不可能了，通货膨胀同时出现。要治理通胀就要收紧流动性，加息、提高准备金率，控制贷款等，无疑这会更加打击经济。如果要提振经济，就要放宽流动性，通胀压力又会增大。

 

《人物》：您对目前的“公务员热”怎么看？大学毕业就做“蚁族”是因为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太少还是报酬太低？

我：根本原因是社会上年轻人没有机会。公务员热是因为他提供了一条稳定的就业渠道。这和超女、超男的火爆是同样的原因，选秀为年轻人提供了成名的机会。

 

《人物》：央行年内6次增加存款准备金利率，这是最有效的手段吗？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遏制通货膨胀的方法吗？

我：这是最典型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提高准备金率是为了收回资本金，但是同时我们却大放信贷：2010年前11个月新增贷款7.45万亿，2007和2008年的总和才8.4万亿。另一方面是地方债，最保守估计7.6万亿。这么多钱放出来，收点几千亿的流动性能起到遏制通胀的作用吗？

 

《人物》：有种共识，认为中国房地产行业如此增长与地方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仅仅是为了追求GDP、地方税收增长、官场业绩？还是由于腐败？或者说其中哪种原因更为重要？

我：你知不知道买房的人对社会有多大贡献？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1.6万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按照陕西神木县全民医保的标准40万人，每年报销1.5到1.8亿元，以1.8计算每年只需5850亿就能实现全民医保。按照规定把土地出让金的10%用来建保障房，每平米1500元高标准建造，可以建1亿平米。2009年我国住宅竣工面积不过5.77亿平米。这样还剩下八千亿元，你可以让全国的高中和大学教育都免费。换言之，每年的土地出让金足够让老百姓享受免费医疗、廉租房、十二年免费中小学教育和大学免费。

问题在于，我们把房地产收上来的钱干什么用了，没有人知道。这不是房地产的错，也不是买房人的错，是我们的财政体系不问责，不透明，不公平。现在又要开征房产税，似乎就是把房价问题都归咎于买房的这些人，但是你仔细想想这究竟是谁的责任呢？

 

《人物》：重庆对高档住宅开征房产税，您对这一举措有何看法？

我：2009年征收了1.6万亿土地出让金，占地方收入的一半。仍然想征房产税，没有道理啊。我们一直没搞懂，房产税的本质是让房子增值，而不是用来遏制房价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重庆模式并不只是对高档住宅开征房产税这么简单！这背后需要一系列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这个系统工程，而只有房产税，那么就是错误的。这个系统工程首先大规模建保障房，低价出租保证居者有其屋。而且要设计得很巧妙，这些房子将来要卖也只能卖给政府，这样“宽进严出”才能保证真正有需要的人入住。

 

《人物》：当年的“分税制”使中央财政极大增长，为之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保障。现在地方财政减少使得地方政府又采用大量政府融资的方式来保证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这又会产生极大的风险。如何改变这种与分税制之前相反的中央地方财政状况？靠转移支付能行吗？还是再取消分税制？

我：什么是经济发展，靠地方融资或中央投资来保证经济发展就是个错误命题。八九十年代我们基础设施不完善，修公路铁路、搞工业园发展外贸经济是没错的。现在基础设施已经很完善了，地方还在花大力气修产能过剩的高铁和机场，这条路已经走到头了。经济发展是靠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带动的。比如今年经济体有100元产出，政府拿20块钱就足够了，这个不是用来三公消费或者走老路，而是应该投入医疗、教育、保障房，让穷人分享发展的好处；余下40块留给企业扩大再生产，多雇人，涨工资；40块钱留给老百姓消费，这样自然会走向内需型经济。从长远来看，真正能保证经济发展的不是地方政府的低效投资和政绩工程，而是企业一直有足够的利润进行研发和投资再生产，老百姓一直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购买这些产品。

税的核心不是怎么收钱，而是怎么有效地花钱。目前问题不是取消分税制，而是加大问责制。需要花钱了，提出预算，每一笔钱怎么花，然后收税。你要清楚地告诉百姓你的钱花在了哪里。只要花钱不透明，钱怎么都不够用，无论是分税制或者地方债都是不是问题的本质。

 

《人物》：您曾说美国高盛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大罪魁，一家投行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吗？您如何看待高盛现在在中国金融市场的作为，对与他们合作的中国资本您有什么话要说？

我：高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代表的是美国的金融资本，他们彼此分工、互相合作。我们揭露高盛不是为了批评这一家公司，而是想让大家警惕美国金融资本对我们的伤害和操控。

当然高盛是这些公司中的佼佼者。我以这次欧元危机为例，2001年希腊希望进入欧元区，但是他达不到欧盟的两个标准，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负债率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高盛为希腊设计出一套“货币掉期交易”方式，为希腊政府掩饰了一笔1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还将国家彩票业和航空税等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换取现金。高盛知道希腊将来必然会有问题。因此高盛便向德国一家银行购买了20年期的10亿欧元CDS“信用违约互换”保险。一旦希腊政府出现支付危机，出售CDS的银行就要支付高盛10亿欧元的亏空。

随后华尔街对冲基金坐等欧元危机爆发，从中渔利。2010年2月，欧元净空头6.3万手，看空力量是看多力量的5.5倍。为什么这些对冲基金对欧洲的情况这么了解？因为高盛知道了。

能够把欧洲的主权国家玩弄于股掌，至少这样的对手值得我们警惕。

 

《人物》：我国成为制造大国是否是现阶段必然的无奈选择？现在我国是否具备了转型的条件？转型的方向是什么？

我：我们不是制造业大国，美国才是真正的制造业大国。他们控制着6+1整条产业链，我们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棋子。

以苹果公司为例，它的产品都是富士康生产的，但是富士康的利润率2009年只有5.94%，今年上半年净亏损1.426亿美元。苹果公司2009和2010年度的毛利率在40%。苹果按照生产厂家所在地最低工资*每件产品最高工时来定富士康工成本。原因很简单，苹果在产业链中是站在最高层次，并牢牢地把控着产业链环节的各个关键点。苹果直接向各个零部件供货商下单，被采购的零件会按照苹果的供货需求准时地送到富士康的组装厂装配，而且装配的每一部用什么工艺，要多长时间，多少物料苹果都要管。

如果你不同意这套做法呢？他能直接干预高层人事任命。2009年8月，郭台铭亲点的接班人之一蒋浩良突然脱离鸿海一线核心业务，转为特别助理的岗位。具体原因仅仅是因为在一个iPhone小零件的成本控制上没有听从苹果的调遣。据说，苹果直接找郭台铭，要不让这个总经理下台，要不不跟你做生意。

所以中国要做的不是某些专家们呼吁的转型或者产业升级。企业该学习的是在全球6+1产业链分工中如何能够掌控产业链。

 

《人物》：您对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也特别关注，连地沟油、垃圾处理等微观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是基于何种考虑？

我：这些问题的本质是政府监管缺失，这些问题的根本是百姓利益受损，我做这些是因为我想为老百姓说话。

所谓的宏观调控到最后都是一个个微观问题。我一直呼吁“藏富于民”，这不仅仅是让老百姓有钱了，还包括过一种体面的生活：吃放心食品，呼吸新鲜空气也是我们的权利。这些都是一个学者起码的良知。

 

《人物》：有学者说郎咸平得了“自我弱小幻想症”，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羔羊，矮化中国。您如何看待这一评价？

我：首先，我从没有认为美国是完美的，相反，我是国内第一个批评美国医疗政策、金融问题和失业率的。其次，我关注的范围不仅仅是美国。比如我在研究养老问题时发现加拿大和智利的养老政策更值得我们借鉴。

我不知道那些自认为我们很强大的根据是什么，GDP吗？我从来不拿GDP说事儿，我们GDP已经超过日本了，但是研究企业管理我依然去研究日本，他的细胞式生产确实很有价值。我们最不要犯的错误就是低估对手。我们要学习为什么美国那么强大，科技、军事、教育这都是表面现象。背后原因是我一直呼吁的“藏富于民”，这是美国强大的原因。我们确实还需要向他学习。

 

《人物》：2011，我们的日子还会这么难吗？

我：答：2011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而十二五计划第一次将”扩大内需“独立成篇，这与我一直呼吁的”放弃保八，藏富于民“的主张是非常契合的。但是正如我在书中分析的，我们不是没有意识到”看病，上学，买房“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实际上，我们也没少采取措施来应对这三个问题，可是，房价却是越调越高，老百姓对上学难和看病难的抱怨也还是不少。这背后缺失的是我们并不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此，我作为一个学者一再给大家讲解”重庆模式“，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房价太高的根源在哪里。同样，对于医改，我注意到有计划在十二五期间自付医疗费不超过三成，但是我们总是有太多计划，太多目标，当然，我希望这些美好的目标都能实现，这样老百姓的日子才不会这么难。

　　根据医疗卫生领域急需解决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调查者中，首先是有64.3%的人认为看病贵，大病重病看不起。其次是有42%的人说医院看病的流程很不合理，不以人为本。到医院看个小病都得楼上楼下跑，来回折腾好几趟。有人调侃说，医院之所以让我们跑来跑去，那是因为爱护我们。你想啊，去医院看病的人很多是得个感冒什么的，正是因为医院的不以人为本，挂号到五楼，看病到二楼，小便到七楼，我们这样来回一跑，弄不好病就好了。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去医院看病，很多不是医生治好的，而是拖好的，我们还得感谢这么糟糕的医院，阴差阳错治好了不少感冒病，省了不少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大多数百姓都不满意的，那就是药价太贵。我们的噩梦还不仅仅是药价贵这么简单，知不知道到药店买药有多难？就算买个头孢拉定还得先让医生开处方。要知道，对百姓来说，如果有一点小病都要找医生开药的话，那我们要多花多少钱啊？

　　现在好了吗？我给大家看一段话，哎哟，通胀都波及到了药价。发改委前几天说，12月份17大类药品要降低最高零售价，调整后的价格平均低了19%，一年可减轻百姓负担20亿。地方也是如此，说从12月开始北京二级以上医院统一药价了，百姓可以放心开药。北京集中招标来的药品价格平均低了16%，一年能向百姓让利30亿，完了又如何如何。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一个是行政干预，一个是统一招标，于是呢药价低了，百姓乐了。可问题是，我们真的找到关键了吗？

　　我是位轻言微。我早说过，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医改的本质，也不了解我们的医改到底要改什么。可是，有人听吗？我问你，医改的重点到底在哪里？我在《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里就说过我的建议。下面的文章就来自该书的摘选。

　　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问题特怪异，和美国的药厂与保险公司挂钩不同，中国的问题是药厂跟医生挂钩。我们的药厂找了一堆销售员，天天往医生那里跑。我们的保险公司是不成气候的，而且保险公司的目录药都是便宜的药，但是由于药厂和医生挂钩，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就不愿意开保险目录里的药，因为都太便宜了嘛，我们的医生喜欢用药厂生产的价钱贵的药，这样医院才有高额收益，医生才能从中拿回扣。没办法，这些医院和医生认为他们也要创收嘛。而我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又犯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毛病。听到我们老百姓抱怨药价高了，政府就直接强迫药品降价。2009年10月份，发改委对基本药品的零售价实行限价，与当时政府规定的零售指导价相比，有45%的药品降价，有49%的药品价格没有做调整，有6%的短缺药品价格有所提高，从总体上看药价下降了25%，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老百姓去医院看病，医生本来只给你开一种药的，现在却开十种药，也就是说，药价虽然降了，但我们的负担反而更重。为什么这样？这就是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搞清楚问题的本质，只要不把药厂跟医生挂钩的问题解决掉的话，医改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

　　但是如果政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必须要知道究竟有多少利益牵扯在里面。我们都知道，中国医生群体的回扣完全来自于药厂，所以要想成功地推动医改，就不能让医生和药厂挂钩，这跟美国的情况不一样，美国是保险公司与药厂挂钩的。我们中国正是由于医生和药厂挂钩，医生给病人开贵点的药就可以按比例抽成，这个抽成是会摊到药的成本中去的，所以药越来越贵，医生却越来越爽，药厂也不会做亏本生意，到最后买单的肯定又是老百姓了，其实这是个恶性循环，搞得现在老百姓抱怨看病难、看病贵，大病重病看不起。

　　我看到一个新闻，感觉挺悲哀。一个癌症病人去医院看病，医院的各个科室都忙坏了，忙什么呢？忙着抢病人啊，连小儿科、泌尿科、妇产科都在抢这个肝癌病人。道理很简单，因为得了重病的病人都愿意花大钱看病的，这对医院来讲有很大油水的，所以，每个科室都要抢，哪个科室抢着这个大肥羊，哪个科室就能多创效益，医生就能多拿回扣。真搞不懂，现在这些医生的医德都跑到哪里去了。

　　其实，我们也有来自像粤西山区高州医院这样的经验。高州医院最大的亮点就是在不小心的情况下，让医生和药厂脱了钩。医院效益不好，医生的薪水自然就低，医院为了不让医生的日子过得太难，就决定将医院的利润分一部分给医生，也就是在医院的收入里扣掉成本之后的利润，医生可以分个大概百分之三四十。这样的话，医生自然就希望医院能有更好的效益。那如何才能使医院的效益更好呢？自然是能有更多的病人来医院看病，那如何才能让病人选择来这家医院看病呢？医院就想办法了，他们在门口立出了个“少花钱、治好病、治大病”的招牌。对高州医院的医生来说，如果按照招牌说的做呢，就会有很多病人来看病，那医院的效益就好了，医生也因此能分到更多的利润。而如果药价上去了呢，来看病的人就少了，利润空间就小了，医生分成也就少了，所以医生自己就不愿意让药品价格上去，他们自主地就把成本压下来了，所以他们一般不用进口药，2009年高州医院开出的全部西药当中进口的只占4.5%，40元以下的针剂占总针剂量的83%，他们的采购简直比深圳的代工厂还专业。他们对成本的控制，包括库存能力的控制都非常强，高州医院的库存总额为购进总额的0.015%，保持这样的数据简直比丰田的零库存管理还要厉害，为什么他们的成本这么低？就是因为他们透过医生分成利润，而不小心地切割了医生和药厂的勾结。在高州医院，如果医生用昂贵的药，那你就是与所有其他医生为敌，而在其他医院，情况正好相反，如果你这个医生用便宜的药，那就是与所有其他医生为敌。但是高州经验推动下来的结果竟然是提高了医生的收入。我们的数据显示，高州医院医生的年收入大概是10万到20万，这种小地方能有10万到20万的年收入，已经算很不错了。此外，高州人民医院2009年的利润也高达6.1%。最后是医生赚钱了，医院也赚钱了。

　　高州医院用一套有创意的方法让药厂和医生分开，不但让双方都没有什么损失，反而能让双方都受益。这当然不仅仅是制度上的一个创新，更是因为他们严格地执行了，还进行了有效监督，这才是精髓。切割不是最终目的。老祖宗说过，要视民如伤，就是说要像呵护自己的伤口一样来呵护子民，所以，医改的核心说到底是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横向看看美国的医改。美国的医疗出了重大危机，美国基本上一年要花2.4万亿美元在公共医疗卫生上，但仍然还有近8 000万人没有常规的医疗保险，差不多占了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原因是什么？因为美国的医疗保险实在太贵了。为什么贵？因为美国的药厂和保险公司是挂钩的。美国医生要开药的话，保险公司有个目录，在这个目录里明确地规定如果感冒的话，就只能开哪两个药，肝病的话能开哪几个药，还有其他什么病开什么药，而且什么牌子、什么成分、价格多少都讲得非常清楚。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由保险公司来监管医生，医生开药不能够超出保险公司的目录。

　　美国药厂的财力非常雄厚，有很大的政治力量，每当这些药厂推出新药或者推出一些新的医疗设备的时候，就会想办法透过国会等立法部门，把这些药和医疗设备纳入保险公司的承保范围。比如说一种药本来是卖5块钱的，现在发明了一种新药卖100块，这些药厂就可以透过他的政治游说，或者政治力量，让保险公司把这个新药放在目录里面，从而形成了药厂和保险公司挂钩的局面。按照这个新的目录，医生就可以开贵的药，没有保险的病人就遭殃了，因为医生给他们开这种药的话，他们就得付更多的钱。对于有保险的病人来说，因为他们的保险是由企业来缴的，药价一增长，企业就必须向保险公司缴纳更高的保费。

　　那奥巴马怎么改革呢？奥巴马真正干的事情就是切断保险公司跟药厂之间的挂钩。他往里加入了一个创意因素，叫做“富人”。奥巴马提出了一个医改税，也就是说除了薪水之外的奖金、花红、期权、股息等，全部都要缴税。问题就在这里，这些要缴税的奖金、花红、期权、股息一般都是有钱人持有的，这样做实质上是通过向富人征税来补贴穷人的医疗保险。这让富人感觉不爽。如果这些病人多看病，多用贵的药，就需要更多的保险费，富人就要因此缴更多的税，那富人当然就更不爽了。那么富人为了少缴税会干什么呢？他们会找保险公司算账，不准保险公司把贵的药放进目录中。富人的力量非常强大，他们在国会有非常强大的议价能力，因此富人也像药厂一样透过国会等机构，逼迫保险公司不准把价格贵的药放进目录，因此最后的结果就是由富人来监管保险公司，从而让保险公司把价格贵的药全部剔除，这样保险公司的目录里就都是便宜药了。因此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开的都是便宜药，不但个人的负担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也跟着减轻了，保费自然降低了，富人就能少缴纳医改税，富人爽了以后，就会更想尽各种办法让药厂研发更便宜的药。

首先我们得搞清楚，房产税究竟指的是什么。开始叫物业税，后来说是房产税，现在还有人说地产税，还有财产税，特别消费税等等。我们国家的土地自1982年的《宪法》修改以后，变成了土地国有化。其实，在1954年《宪法》的时候，仍然是承认农民拥有土地及相关生产资料的，只是在1982年的《宪法》中改掉了。因为物业税的征收需要人大的一个立法程序，所以就提出了房产税，房产税的暂行条例1986年就通过了，对经营性的住房进行征税，但是非经营的、自住的住房是不征税的。而且因为这个税种的征税很难，地方的一些税务局就和一些居委会结合起来，透过奖励举报的方式进行全面征税。

这几年由于火山岩浆成型，政府又插下了两根导管，使得房价大涨，从而得罪了所有买不起房的人。政府再搞房产税的结果，又要得罪了所有买得起房的人。结果全国老百姓都被得罪了，那政府执政的基础怎么办呢？世界银行的报告《城市房产税的改革，指导原则与建议》给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结论——“房产税必然要承受非常沉重的政治代价”，我觉得这句话送给我们政府是最适当的。我希望我们政府不要被那些不要脸的、可恨的宠物经济学家所误导。这些学者可恨在哪里呢？他们是有权阶层和富人豢养的一群狗，当政府要做某个政策的时候，他们既不会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也不会站在科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只会争先恐后去巴结、表态。举个例子，这些宠物学者指出房产税的征收明显加大了住房保有环节的成本，对持有空置住房的投机人打击更大，使得他们从炒房中获得收益降低，从而可以将资金引向合理的经济领域，等等。这些评论基本都是扯淡。例如国信证券就曾经这么胡扯地指出，在推出物业税不成熟的情况之下，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将削弱房地产的投资品属性，有利于平抑房价，改变人们的心理预期。

我想请问这些学者，房产税的本质是什么？是用来打压房价的吗？你们连基本观念都搞错了。美国是土地私有，因此由土地所有人缴纳地产税有其合理性。如果美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现了石油就归他个人所有，因为土地是私有的。而我们的土地是属于政府的，我们根本就没有缴纳房产税的私有化基础。地产开发商已经交过出让金了，而出让金就类同于租金，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交过租金了。哪有交了租金之后，又替拥有土地的政府交房产税的道理啊？政府怎么能够想收就收啊？政府叫它物业税也好，地产税也好，房产税也好，反正就是不合法。如果我们在建房的土地下面发现了石油会是什么后果？肯定强制拆迁，把我们都赶跑。

而且美国推出房产税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压房价，而是为了让房价升值，藏富于民，让老百姓获得更高的价值。举个例子，按照美国的做法，美国平均征收1.38%的房产税，这个房产税28%给乡镇政府，22%给县政府，只有4%是给州政府的，总共54%。但是你要晓得，美国的乡镇政府跟县政府的政府官员实际是非常少的。一个县政府的政府官员搞不好只有三个人，一个是管司法的，一个是办理结婚证照的、证照查验的，还有一个行政官。他们县政府的人数比我们一个街道委员会的人数还要少，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政府很高效的，美国老百姓不会花钱养这么多政府官员，哪像我们，到处都是官员！

美国的地方政府拿到房产税后，会将其中54%用于聘用警察改善治安，搞建设改善环境，剩下46%的房产税将全部用于改善教育。美国公立中小学教育年度预算是3 000亿美金，全部来自于这46%的房产税。99%的美国人都是念公立学校，从幼稚园到高中毕业，总共13年，全部免费，有些富裕的学校中午吃饭还免费，这才是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美国政府的所有支出全部有非常清楚的记录，老百姓可以上网随时查询，不像我们政府的预算简直就是一笔糊涂账。本地的治安、环境、学校都改善了，房价自然水涨船高。而增值的部分，美国政府抽取1.38%的地产税，剩下的98.62%都归地产所有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非常乐意交房产税，因为房产会增值。那我请问各位朋友，如果我们政府拿了房产税之后，它能把每一分钱都花在我们的环境上，花在我们子女的教育上，花在我们的人身安全保护上，都花在我们附近的花木、我们附近的环境卫生上，你愿不愿意交呢？你当然愿意。

美国房产税的本质之所以值得我们探索，是因为我们个人不可能有条件去改善居住环境、社区治安和学校教育，因此必须透过政府集合我们所有人的房产税，大面积地帮我们改善环境、改善治安、改善学校，这样我们的房产才能增值。对于美国的老百姓而言，每一年只拿出1.38%的钱，就可以透过政府享受到这么多的福利，而这么多的福利是我个人做不到，必须透过政府的公权力，让所有社区的人同时交地产税，然后才能够达到环境、治安、教育改善的目的。所以，美国房产税是为了让房产升值，从而藏富于民。而我们的学者却提议透过房产税打压房价，他们简直连基本观念都没有搞懂。我过去讲到这些学者会很愤怒，不过现在我也不会了，跟他们计较什么呢？这么多可怜的人，就靠着胡说八道混口饭吃，算了算了，别跟他们计较了，反正他们讲话也没人听，对不对？

你知道美国是怎么征收房产税的吗？是由居民公选最诚实敬业的人做房产评估员。一般是两个不相识的人上门共同做评估，测量房屋的面积，登记房屋的数量，包括有多少个浴室，等等。然后登记完之后，两个人分别做评估，然后全部上网公开。居民能够查到所有的资料。如果认为过高的话，可以找评论员来理论，评论员会详细介绍评估的方法。比如说面积、年份的问题，还要考虑到结构的问题，建筑商的问题，还有类似房子的成交价格问题，等等。如果老百姓还是不满意，可以向州评估委员会上诉。那我请问你，这在中国能做得到吗？在中国由谁来评估？肯定又是政府官员。这简直是在平白增加贪污腐败的机会。为了让他评估低一点，给他一点钱，是不是就给了他腐败的机会？而且就算是我们引入美国的制度，找了两个人一起来评估。我相信评估完一次以后，两个人就开始勾结了。如果我们老百姓对评估不满，怎么申诉呢？是不是再去信访办？信访办申诉多了，把你给抓起来打一顿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我们有些地方政府这种坏事少干了吗？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怎么公正、透明地评估房地产？如果评估不了如何收税呢？而且收了税之后，政府怎么用这个钱？到最后又是一笔糊涂账，拿去公款吃喝、出国旅游、贪污腐败了。我请问老百姓，你愿意交吗？听我讲到这儿，读者应该明白了，我们中国根本就没有征收房产税的条件。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公正、透明的评估机制。我们只要找官员来评估，就立刻会产生腐败，而且我们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除非你不怕挨揍。

媒体报道的底线是什么？如果媒体报道有瑕疵，它们要不要承担责任？美国法院曾经在1964年的《纽约时报》案中确定了一个“真实恶意”原则。这个原则的意思是说，如果公职官员或者公众人物要告媒体诽谤的话，就必须证明媒体要么“明知故犯”，要么“严重失职”。也就是说，要么媒体明明知道内容是虚假的但仍然刊登，要么就是媒体对报道的内容有疑问，但却没有去核实真相。

我们再仔细回顾一下这个《纽约时报》案。1964年的《纽约时报》案是美国宪政史上一座里程碑，这件事情的起源是当时一个民权组织购买了《纽约时报》一个整版，刊登《请倾听他们呐喊》的政治宣传广告，只不过部分内容不真实、不准确，结果遭到了地方警官沙利文的投诉，官司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在最高法院的判决中确立了刚才我说到的——“真实恶意”原则。就是说，作为公共官员，因处理公众事务遭受批评和指责，致使其个人名誉受到可能的损害时，不能动辄以诽谤罪起诉和要求金钱赔偿，除非公职官员能拿出证据，证明这种指责是出于“确实恶意”，“确实恶意”就是说要么非常清楚地证明《纽约时报》事先就知道广告内容为假，但照登不误，或者证明《纽约时报》已经怀疑了内容的真实性，但是不作为，不去核实事情真相。如果任何一点你都做不到，那么媒体就是受保护的。后来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公职人员，还适用于公众人物。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以法规强迫官方行为的批评者保证其所述全部情况属实，否则动辄即判有诽谤罪、处以不限量的赔偿，则可能导致‘新闻自我检查’（self-censorship）。如果要求由被告负责举证，证明其所述情况属实，被禁锢的则将不仅仅是不实之词，更令官方行为的潜在批评者噤若寒蝉。即便他们相信自己的批判无不实之词，也会因为他们无法确定自己在法庭上能否证明所述情况属实，或是担心付不起讼诉费用，而在发表言论时多半会‘远离非法禁区’。这样会阻碍公共辩论的力度，限制公共辩论的广度。”

从这一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法院对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是非常偏袒的。在美国上下，普遍认同这个原则，那就是对于公众事务，应该多多地辩论，这种辩论应该是毫无拘束的、很有活力的，是一种广泛而公开的辩论，而且还可以对政府和公职官员进行抨击，哪怕你的言词有多激烈、语调有多尖刻，甚至让政府和官员感到很不爽，这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国家的话，情况就不是这样了。我们的法律对媒体的保护根本不够。我先讲两个法院判决正确的例子，2006年的时候，有一个叫文清的，当时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她告重庆商报社侵犯了她的名誉权，胜诉了。你看我们法院是怎么判决的？“法院认为，重庆商报社未能证明其在刊登《车祸后不接电话也不赔偿央视主持人文清跩什么》一文时，向此前网上撰写文清处理交通事故的作者进行了核实，也不能提供与报道对象文清进行核实的相关证据。据此，法院认定重庆商报社未尽审查义务，报道缺乏事实依据，内容严重失实，足以给文清造成负面的社会评价，严重损害其名誉。”我们不能说这个判决不对，因为它本身是合理的，只要读过新闻学的学生都知道，媒体对某一事件报道之前，对消息的真实性，是需要至少找两个以上的资料来源相互印证的，如果不这样的话，那就是“真实恶意”。

第二个例子是《体坛周报》曾经报道说，传闻某国脚涉嫌赌球。这篇文章又被《东方体育日报》引用，它们以《中哥战传范志毅涉嫌赌球》为题进行了报道。范志毅就此告《东方体育日报》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后来事实证明，《东方体育日报》的报道并非主观臆断，因为它们在报道之前，搜集了12份真实的新闻证据，法院最后驳回了范志毅的诉讼请求。判决其实也很清楚，说媒体报道的内容可能不是完全反映了事实，但是因为《东方体育日报》有12份新闻作为证据，所以不符合“真实恶意”的原则。

霸王事件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霸王动不动就说要告媒体，这种做法其实挺可笑的。对于媒体来说，报道这个事件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霸王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状况。媒体报道这一事件是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出发的，媒体根本就没错，你企业有什么理由告人家？而且只要媒体既没有捏造事实，又没有蓄意诽谤，那这种报道就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就算媒体的报道和事实并不完全一致，有一些瑕疵，但只要能说明这些信息的来源，或者能根据多个信息来源互相印证，那么媒体就算尽到了责任，就可以发表这篇文章。其实，对于我们的媒体来说，想要真正做到言论自由，想说什么就能说什么，那还是需要很长的路要走的，而且这条路确实也不那么好走。当然，我说的这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凭空捏造的，媒体说话还是要有根据的，还是要负责任的。

这个章节我想谈一个比较有趣的题目，一个和每个人的生活都相关的题目，叫做泡沫经济。最近你们看到了吧，到处都是泡沫，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如今大蒜也泡沫了，中国的物价存在太多的泡沫。

我给读者举个例子吧，1982年，我们去看电影《少林寺》的时候，票价是1毛钱，2007年《变形金刚》在北京上映时的票价是80元，25年翻了800倍。而在美国，一线的电影院《变形金刚》的票价折合人民币后是54块钱。其实很多香港人到了大陆去看电影，看到票价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香港的票价最贵也才50港元而已。如果在非尖峰时间去看，还有20港元到40港元的票价，我们大陆这边的收入这么低，电影票的价格怎么可能这么高？简直无法想象。在中国，像男学生要陪女朋友看个电影，那都是很奢侈的。这就叫什么？物价泡沫。以麦当劳为例，美国麦当劳价格跟中国差不多。天然气呢？我们差不多一立方3.5元，跟美国也差不多。你发现没有，这种低档餐馆的价格差不多，天然气价格也差不多，可是电影这种东西就差很多。也就是说，吃的跟用的，这种大众都要消费的东西，价钱都和美国差不多，但是只要不属于大众消费品的，中国的就一定比较贵。比如说长途电话费，如果从美国打过来的话，是一分钟1毛钱，我们打过去的话，一分钟就得8块钱了，你看差多少？还有松下54寸等离子电视，相同款式，在中国卖40 939元，而在美国的价格就只有我们的四分之一，折合人民币只有10 239元，你能想象得到吗？这个数据我们都已经上网再三查验过的，保证正确。

中国的房价收入比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三至六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在人均收入不及日本东京十分之一的情况下，房价已和东京不相上下，有些地区的房价收入比已超过30倍。蔬菜、肉蛋、粮食及食用油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物价问题成为了百姓关注的焦点。那么，物价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所谓物价泡沫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有些人就喜欢穿大牌的衣服，比如阿玛尼，阿玛尼的西服在我们中国差不多要3万块人民币，但是在美国买的话，折算成人民币却只有15 000块。汽油在中国是6.83元每升，在美国4.56元每升，也差了很多。宝马Z4型的车子在中国要58.9万元人民币，在美国折换成人民币才20万元而已。另外诺基亚1661型的手机，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全世界都一样吧，其实也不一样，在中国买大概需要300美金，在美国买就只要85美金，差了近4倍。笔记本电脑呢？中国买一个笔记本6 000块，在美国换算成人民币只有3 406元，还不止这些呢。我再举几个例子，有个叫Samsonite的旅行包，翻译成中文，我们叫它新秀丽，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新秀丽，这种包在美国买的话，一个大概是27美元，才是中国价格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我们买一个包都要比人家多花那么多钱。在美国，一件POLO的秋天穿的大衣29美元，Clark的凉鞋，美国牌子，23美元，看到这些数字，你是不是还以为美国经济破产了、崩溃了？还是大甩卖？我也有这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到美国洛杉矶一家叫小台北的中餐馆去吃饭，4个人点了很多菜，都是鱼虾螃蟹这些海鲜，一结账，4个人才49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300多块，每一道菜平均价格才7美金，像这种鱼虾蟹之类的海鲜，在我们中国吃的话，这点钱顶多算个零头。当然如果去那些特别小的店，就另当别论了，但在一般餐馆我们的就肯定比美国的贵多了。还有我们经常喝的咖啡，在美国是1美元，也就是不到7块钱人民币。我们这边，就是去一般的咖啡馆、咖啡厅，一杯也大概要二三十块人民币对不对？似乎只有麦当劳这种一般社会大众都吃的快餐，天然气这种一般社会大众都要用的产品，我们和美国的价格差不多之外，其他稍微上点档次的东西，我们都比人家贵。为什么？

一切皆因没有藏富于民。

各位都看到这样的消息，总理温家宝11月17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四项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确保供应，把握好储备粮油糖投放力度；完善补贴，对低收入人群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增强调控，必要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临时干预；加强监管，整顿主要农产品收购秩序，抑制过度投机，打击恶意囤积、串通涨价。
农产品到底涨成了什么样？拿糖来说，在云南的糖产区，一日几价。11月4日，500克袋装冰片糖零售价7块，第二天就涨到了8块。云南糖价可谓是逐月上涨，8月才4000块一吨，9月就5000一吨，10月6000，11月将近8000，短短几个月就实现了翻番。
有人说了，下半年以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涨价是多重因素所致，天灾减产、成本上升、通胀预期、游资炒作、国际价格传导等等。可是我问你，怎么办呢？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比如云南，正在建设中央直属食糖储备库，要加大国家对食糖的收储规模。我告诉你，农业产业链整合和反垄断法才是重点。（下面我会给出我的建议）
农产品涨价，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连着农民。我们是既想要不明显增加消费者负担，又想要促进农民增收。你以为农产品价格上涨，好处就到了农民手里？我在新书《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里就已经呼吁，呼吁什么？呼吁政府开始抓人，逮捕。为什么逮捕？因为那些炒家干的这就叫垄断。下面的文章就摘自我的新书。

为什么我们的蔬菜这么贵？为什么小菜贩子卖菜像玩股票？我跟各位谈两种不同类型的农产品是如何被操纵的。一种是可储藏的，一种是不可储藏的。

先说可储藏的农产品如何操纵。来看看大蒜的建仓分成哪几步曲。（绿豆也一样）
第一步曲：一定要控制上游。控制上游的花费并不大，从2008年11月21日到2010年5月25日的大蒜价格走势图可以看到，2008年大蒜价格大概最高是1块钱一公斤，2009年大蒜价格跌到了4毛钱一公斤，炒家迅速建仓。我们做个简单的计算，看看需要多少钱就能操纵整个市场。2009年山东金乡的库存是95万吨，如果在2009年2月到5月入仓的话，控制1/3就可以控制价格，30万吨乘上4毛钱一公斤，也就是说，你只要花1.2亿就可以了，可以说是非常便宜。最后翻了几番？4毛钱一公斤的大蒜，最后卖到了12块一公斤，比玩股票爽多了。所以我建议股民们以后别炒股了，都炒大蒜吧。
第二步曲：控制中下游。建好上游之后，你也得控制住中下游，为什么呢？如果上游建好仓之后，准备抛售，万一抛售被下游接了，都给你买光了，那你怎么打压价格？如果你要全面收购呢？你收购之前，可能下游都先帮你收购了，这也不行。所以一定要让下游跟中游听上游的话。上游建仓完成之后马上进入第二步曲，控制中下游。怎么控制中下游？搞代理，一级经销商、二级经销商、三级经销商或者代理商。你对每一级经销商都收取非常贵的代理费、经销费，其实也就相当于保证金。你敢不听话吗？你不听话我就修理你，扣你的保证金。
第三步曲：舆论造势。2009年9月，舆论造势，热炒甲流概念，拉抬价格。10月继续舆论造势，包括说大蒜是提高免疫力的天然药物；食用大蒜可以让感冒发生几率减少三分之二，所以建议每天生吃大蒜；2009年山东大蒜种植面积下降20%，等等，再度拉高价格。
第四步曲：对敲。就像股市一样。怎么对敲？这些炒家拿出20%的货卖给自己人，就在2009年10月、11月期间来回对敲，把价格敲上去，说白了，就是火上浇油，自买自卖。最后在2010年的四五月间将大蒜拉抬到了猪肉的价格，立刻套现离场，让后来的资金接盘。

那么，不可储藏的蔬菜的价格上涨又是怎么回事呢？
2008年12月河南汝州的大白菜六分钱一公斤，甚至一车才卖10块钱，如果实在卖不完，就烂在市场里。但是2010年情况就大不同了。以上海市番茄批发价为例，2010年5月6日是一斤3块，7日涨到4块，13日又跌到2.5元，价格怎么变动这么快？福州市（亚峰）蔬菜批发市场的豆角价格，5月12日5块钱，5月14日7块，5月17日又降到5块，5月24日跌到3.4元，这个价格波动跟股价差不多了，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全部是操纵。
我最近的研究发现，小菜贩子卖菜就像搞股票一样。其实这些菜贩子真的很可怜，拿出几万块钱进货，搞得自己每天心惊胆战的，他们总在不停地琢磨，进货价格高了卖不出去怎么办？可能今天价格涨了，明天就跌了，后天可能涨也可能跌。为什么价格波动得这么厉害呢？这是大中小批发商的博弈结果，这些批发商通过下面两步曲操纵了蔬菜的价格。
第一步曲：降价。大批发商用这个方式打跑对手，控制上游。假设大中小三个批发商刚开始的时候都是两块钱进货，然后大批发商用1块5的价格在市场抛售，他们的目的是要把那些中小批发商全部挤走，这样他才能垄断。垄断以后他再回去控制菜源，怎么控制？他们跑去找种菜的农民，告诉他们说，农民同志，市场价格一斤只有一块半了，我给你2块钱收购你的菜好不好？农民一听非常激动，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农民自然很高兴地接受了。接着大批发商又说，不过你得答应我两个条件：第一，你的菜全部让我收购；第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我什么时候叫你去拔菜，你就拔菜，反正绿菜放在田里面多两三个礼拜也没问题。
第二步曲：控制中下游，造成缺货现象。然后这些大批发商就告诉农民，不准他们现在拔菜，目的就是要造成市场缺货的现象，拉高菜价，套现离场。他们干的事情和炒绿豆、炒大蒜是不一样的，因为大蒜和绿豆是可储藏的，炒作的话要打持久战。但是绿色蔬菜这玩意儿就不一样了，它不能储藏，所以只能是个短期活，价格必须在几天之内大涨大跌。各位应该为中国的市场经济哭泣。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市场经济的国家，却总是把什么事情都推给市场解决。我们过去的医改、教改、房改，政府自己扛不了了，就都不扛了，就把这些问题统统推给市场去解决，最后是什么结果？“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房改之后住不起屋”。现在又把蔬菜价格推给市场，结果只能是被操纵。

过去我们思维里有个误区，我们总认为这些批发商控制渠道是图利一下自己，谁做生意不是为了挣点利润呢，没有那么暴利的。拿上面例子来说，农民种的菜卖给批发商是1块钱1斤，然后因为批发商控制了渠道，它就可以以10块钱1斤的价格卖给我们广大消费者，我们没有办法不买，因为没有其他人卖给我们，渠道都被这些大批发商们垄断了，已经没有竞争了。这样的话，批发商就一下子赚了9块钱。再看看我们政府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政府仅仅是简单地提高收购价。就好比过去批发商收购价是1块钱，然后卖给我们10块钱，从中赚了9块钱。现在政府要求批发商把收购价提高到2块钱，透过这个方式，把批发商的利润压缩到8块钱。政府干的事叫什么？就叫做“下游不准涨价，提高农民的上游收购价”。我们的政府到现在还是在用这种古老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
要知道，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突然发现，这些批发商已经不是过去赚9块钱的那些人了。农民还是拿1块钱，农民被剥削了。而我们广大消费者呢？更惨了，过去10块钱的菜，现在卖给我们就90块、100块，甚至1000块都有可能，我们消费者也被剥削了。整个市场就被这些炒家给操纵了，他们不仅剥削了农民，也剥削了全体消费者。而且这些炒家很可恶，我在2009年下半年曾经批评过大蒜的操纵，于是这些炒家竟然找了一批人在网站上对郎咸平进行人身攻击，多么嚣张。
各位可能要问我了，你认为我们政府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首先我得说，过去1块钱给农民，9块钱给批发商，10块钱的零售价模式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的这些批发商已经不满足挣那么点小钱了，他们会把价格炒到90块，炒到100块，甚至1000块。所以我呼吁政府开始逮捕这些农产品炒家，因为他们操纵价格，形成了农产品的垄断。什么叫垄断？联合起来控制价格的行为就是垄断。我认为，反垄断法必须用在这些人身上。我呼吁政府立刻派出公安到农产品的集中产地，把那些大规模租用冷冻仓库的人全部抓起来，他们肯定都是炒家，不会错的，用反垄断法起诉他们，这些炒家就是我们农民和消费者的敌人。

说说农业产业链。农业产业链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这种有别于传统农业生产的新产业结构，使得美国农业的经营机制就此进入现代管理体系中。之后，农业产业链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发展。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从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经过近20年的发展，农业产业化正由局部探索转入全面推进，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关注农业，来了一场新的“上山下乡”运动。那么，我们要如何构筑我们的农业产业链呢？
我呼吁，学习美国的新奇士模式（新奇士模式是一种农业的产业链，包括种子、种苗、农药、化肥、科技指导、股东、收购包装、仓储运输、批发零售），整合整条农业产业链，也就是说，透过政府或者是中间批发商和农民做整合。怎么整合？
第一步，给农民股权。农民的股权不是看他们实际出资多少，而是根据每个农民生产多少农产品来配给股权。如果农民A有5个橘子，农民B有3个橘子，农民C有2个橘子，那这三个农民的股权就是50%、30%和20%。
第二步，聘请职业经理人贯穿经营整条产业链。整条产业链的利润分配必须公开、透明。每一个产业链环节必须赚合理的利润。也就是说，农民不应该只赚1块钱，他应该赚3块钱，最后的利润应该按照50%、30%、20%的股权比例来分配这3块钱。把中间环节压缩到2块钱，最后零售价就不是10块钱，而是5块钱了。
我们把这种新的农业产业链整合和反垄断法结合起来，结果是农民得到了实惠，消费者也得到了实惠。你不要看这个事情小，能做到这一步的话，就做到了我一再呼吁的藏富于民的第一步。过去我们要花10块钱买的菜，现在5块钱就可以买到，消费者就可以省下5块钱。如果农民过去只能赚1块钱的话，现在就可以赚3块钱，农民也富裕了，这就是我所说的藏富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