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郎咸平再度披挂上阵，而且是升级版，Advanced edition。
7年前，A股由牛转熊，精英学者们纷纷投身中国股市的第一次大论战；也是从2001年开始，在香港立法会已发过飙的郎咸平，在中国内地新兴的财经报纸上首度发飙，“炮轰”德隆，抛出“信托责任”与“严刑峻法”，“郎监管”一炮而红。7年后，A股再度走向疑似牛转熊的边缘，短短数月，上证指数由6124点跌至3300多点，中国股市的第二次精英学者大论战也随之爆发，就在本周，郎咸平在报纸上的愤怒依旧，“信托责任”和“严刑峻法”故调重提，又把矛头直指证监会。
不过，今时今日之朗咸平，已不再是“郎监管”、“民企杀手”那么简单。用他的话说，对股市打骂喊杀始终不能持久，于是在2004年以后，郎开始潜身研究中国经济和企业，3年后，这个认为自己擅长发现问题的人，又找到了新天地：湖北、吉林、陕西、广东……这几个月，郎演说的行迹遍及大江南北，题材从区域经济到行业战略，每场价码以10万起计(他事后叮嘱记者，这10万价码是税后十万，而且还将持续调高)。上周日的傍晚，郎在广州于一个论坛演讲完毕，在后台跑上轿车直奔机场，一路上领纽微松，春风得意——“眼下产业萧条，我更是如鱼得水”。
郎咸平说，简单的民营化、自由市场并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反而还会带来社会不和谐；郎咸平说，中国制造处在价值最低的制造业，制造业大国其实是美国；郎咸平说，中国经济是“二元经济”，现行的宏观政策对已遇瓶颈的民企是雪上加霜；郎咸平说，西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正盘旋于中国的上空……在全国各地的演讲台上，除了逻辑推理，朗咸平的论述布满了反思、警惕和对以往经验的颠覆，直说得老板们的心里酸一阵寒一阵，感同身受之余，恨不得立刻能向郎咸平获得解救之道。
有人认为郎咸平擅长危言耸听，自我炒作；也有人认为郎咸平胜在说话犀利，表达直率；但郎对南都周刊记者说，他的自信在于自己经常知人所不知，又总能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而“本质”是他其中一本新书的名字，更有生意味的两本是《蓝海大溃败》和《郎咸平学术文选》。很明显，现在郎咸平又红起来了，他认为自己正处在从愤怒股民的崇拜者过渡为企业战略与管理大师的关键期，“而这种感觉，真是不错”。
救不救市不需要讨论
南都周刊：7年了，中国股市疑似进入了牛熊相交的新边缘，学者又打架了。您和以往一样还是强调政府对中小投资者的信托责任。
郎咸平：美国股市也是有熊有牛，有高有低，但长期走势一定是看涨的。美国股市50年的平均回报率是8%，这里有什么意义？美国人的养老金、退休金都投资在股市之中，为了使他们不破产，必须保证股市的长期稳定增长，这才是理想中的股票市场，也能说明中国股票市场最大的结构性问题。你想象一下，如果美国股市是-5%的增长，那么很多美国的保险基金，退休基金会破产，这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这就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一定要以中小股民的利益为监管的出发基础，为什么他们的监管部门绝对不会打击泡沫。
南都周刊：监管层也可以说，我打击泡沫是为了保持股票市场稳定长期健康发展。
郎咸平：那你只能做一件事情：打击不法行为。你要让股市向着市场化的方向慢慢发展，让老百姓对你的股市有信心，让他们知道自己受了委屈的话，证监会一定会出面帮他们查处，然后，每一个新出来的年轻人就会把他终身的积蓄都放到股票上来，于是只要中国的人口不断增长，进股市的钱也会不断成长，就能维持这个8%。但是证监会没有给我们这个信心，股民就不会入市，这样资金一撤股价就会跌。这是证监会的错误，错误地理解了股市市场的本质。
南都周刊：您的意思是这么多年管理层还是没有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
郎咸平：很遗憾，到现在为止，内地股票市场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当然对基金的监管他们是做得不错的，但从2001年开始证监会就一直在做不该做的事，老是去打压股市泡沫，这不是监管。我所说的监管，是要让股票市场总体增值，让中小股民得利，以严刑峻法去打击不法行为，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这些。
南都周刊：您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救市吗？
郎咸平：我觉得救不救，怎么救只是个技术问题，哪有政府不干涉经济的？美国次贷危机之后是谁在救市？是美国政府。但美国政府处理事情的原则是不同的，他要替老百姓担负起这个信托责任，以民为本。他们操作的技术怎么高明是下一个层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操作观念，辩方举证等那些监管手法都只是技术层面的。
你可以把美国比作是一个极端，美国的监管思维是把握最好的，而中国内地是最差的，证监会不懂监管的思维，很多学者又不知道政府监管思维的出发点在哪里，才会有什么救市不救市这样可笑的讨论。很多人简单地鼓吹自由市场，这样的论调最讨厌了，其实，在没有严刑峻法的自由市场里，那只能是以强欺弱。
南都周刊：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持推动信托责任这种有原则意义、但看起来并不现实的设想。
郎咸平：我觉得挺可悲的。从2001年开始中国的主流报纸就开始关注我，但我没有办法说服政府，或者监管层。
南都周刊：我看过您的博客，说有篇文章《郎咸平：最新政策指向造成内地股市毁灭性灾难》冒充成您的手笔。为什么大家都认为那文章是您写的？
郎咸平：我估计是我说话犀利，而且喜欢批判政府。但您也要想想，很多人是没有发言空间的。的确，说话犀利，而且喜欢批判政府就是我的传统形象，这形象不错啊！愤世嫉俗也是有好处的。愤青不是挺好的吗？哈哈。
认识的阴谋论
南都周刊：这7年来自海外机构的声音多了，而每一次股市大跌，很多人把原因都归于外资的阴谋。
郎咸平：我是认定国际资本有阴谋的。我研究香港从2000-2003年炒H股的资金，发现进来炒的都是摩根大通那些，从小的角度来讲这是操纵股价，从大的角度来讲这是不是阴谋论？起码你不能排除阴谋论的可能。我知道有些专业的财经报纸也报道过一些外资在内地的不法行为。
南都周刊：有些证据，但看起来都很零碎。
郎咸平：目前证据的收集是有难度的，但你任何事情都要往坏的地方想。我们在这个重大转折的关头，更要担忧这些国际资本如何进入中国，如何炒卖中国的股票。对于阴谋论的警惕报道，我都非常支持，我们必须教育民众。
南都周刊：请问您是否有中国金融自主这样理想的情怀呢？
郎咸平：金融自主是非常难的。如今的金融不是金融，而是金融战啊，在金融战之下，你要独立自主谈何容易。你首先要理解别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单是把别人的东西搞懂已经很难了！所以说我们金融上过早地开放是有害的，我们金融战的水平远远低于别人，你的能力其实是远远不足的。
我最近经常在提，这几个月我在数据资料上观察到国际炒家在狂吸纳大宗期货，反正是中国需要的上游原料产品等都先囤起来，过段时间等价格涨了再卖给中国人。在这个实际操作运作以外，去年来中国的那个罗杰斯就在言论上忽悠这个事情。你看看现在农产品价格都涨到什么程度了？
南都周刊：您曾经在世界银行供职。您对它，还有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有什么看法呢？
郎咸平：这些国际机构，背后都是欧美掌舵的，他们的行动总是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先的，这是一定的。对于中国这类发展中国家，他们喜欢以指导、规范、命令这种态度去办事。
南都周刊：很早以前就有中国人在世行任职了。新近的是邀请林毅夫教授担任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曾经认为中国应该利用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郎咸平：他这些理论是按着教科书去讲的。很明显这个思路在现实中已经受到局限了，中国制造在国际产业价值链里的处境越来越差。这也是我近来不断提出的问题。
南都周刊：我想您在世行一定也发过飙。
郎咸平：可惜我这一生比较失败，发飙也没用。我在世行做研究的时候，对它很多做法本身就提出过批判，包括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他们对亚洲的态度和策略都是错的，因为他们是掠夺式的扶持，他们的扶持方案明显就是掠夺。但我提了都没有用啊，我公开场合提这些，香港的媒体不关注，他们只关注股票，只关注楼市。其实在内地我也不断讲，但记者就喜欢写我喜欢唱什么歌，或者报道我对手机的看法，譬如我讨论手机产业的一篇小小报道居然都能上新浪的首页，莫名其妙。
我现在已经明白了。很多问题对于记者们还无关紧要，因为危害还没发生。
南都周刊：那您是否认为自己发现问题的能力比国内一般的经济学家要强？
郎咸平：那是百分百，一定的！人家说，哎哟，朗咸平你说的问题很多人都知道呀，但他们不说而已，我才不相信。发现问题不容易的，像我看得这么透彻的更难。
南都周刊：有些学者说你只是个知道分子。
郎咸平：这个无所谓。我能够在这里发言，批评人家，人家也可以批评我的。但记得都是要靠事实说话。我今天在台上演讲的东西，依据都是自己第一手的数据来做推论的。
转型做商业郎中
南都周刊：把数字推理用到商业战略上，跟单纯分析问题还是不一样的吧？
郎咸平：预测性质的研究一般都要动用到数学模型，但我不需要告诉你我用的是什么模型，因为太学术化了。我的推论就是数学模型运作的过程。数学模型的本质意义就是把推论的过程简单化。
南都周刊：您对经济现象的很多推论，都建立在您的二元经济理论基础上。
郎咸平：经济学家需要多学习。我们的经济学家缺乏对经济本质的理解。宏观经济学的灵魂是一元经济，但我们经济学家不懂，一有问题就说流通性过剩，然后是泡末、通胀，看得多简单啊。
有很多问题我在去年初就说过了，譬如深圳的产业投资环境的恶化，必然会引起制造业企业批量地倒闭，然后老板们的钱就会跑到楼市里去，房价就会涨起来。到现在大家才开始关注我说的这个问题。
南都周刊：我记得您在吉林对政府官员们演讲，就说过区域产业政策不能学广东。广东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郎咸平：广东的问题是超前发展，它把未来的潜力都提前挖出来了，而且各个城市都在无规范地发展，造成了各地大量的重复的浪费，这种浪费的结果是什么呢？各自为政、缺乏规划，而且密集的都是绝对的价值链上最低端的制造业，各地还重复地做。发展民营经济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建设是极其重要的，但是你千万不要认为，引进民营经济经济就会好，不一定的。
南都周刊：几年前，杨小凯与林毅夫有一场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加入国际市场后，“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的争论。
郎咸平：在整个国际生产的链条中，中国处于最末端的生产组装位置，这是“后发优势”所决定的，引进外国的低档次技术和资本，中国形成了一个世界加工厂。你在整条国际分工的产业链上，被定位在了价值最低的制造业。我不断地以芭比娃娃为例说明，芭比娃娃去年在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贸易纠纷。各位知不知道在美国市场沃尔玛9.99元美金芭比娃娃，中国的出厂价是多少？1元美金。我也在说，真正的制造业大国是美国。它只是把整个制造业产业链里面价值最差的部分给我们中国人做，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干的事。
南都周刊：看您的研究，估计这几年您没少跟企业家打交道。您现在最熟悉的是什么行业呢？
郎咸平：我最熟悉的是日用消费品，酱油、衣服、方便面都有。这个有点投机，因为开班讲课方便啊，这方面的上课需求比较大。(那还是生意的需要？)哈哈哈，确实就是如此。大家都需要实际的东西嘛，太高深也不行。
南都周刊：很多日用消费品的企业，政府天天跟它说升级，但老板们都不知道怎么个升级法。
郎咸平：对。牙膏有什么好技术升级的？企业家不知道，政府也不知道。我认为的是，你投资也好，搞技术升级也好，开厂也好，你不能脱离行业的本质。譬如，你做洗衣粉，有一样东西是最重要的：它给消费者什么感觉。你看洗发水广告，要从感性的方面进入描述，P&G总是只讲华丽的字句，从来不讲什么功能。
南都周刊：这听起来类似品牌理论或者市场营销。
郎咸平：品牌理论只是行业本质的一个反映。这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
南都周刊：您去年的新书叫做《本质》。
郎咸平：对。我还有一本书，叫做《蓝海大溃败》，也是在说你企业不抓住行业关键问题的话，跑到蓝海去照样会失败。
目前民营企业家们有个焦虑是很普遍的：企业在产业定位上何去何从没有方向，他们不知道钱该投在哪里，而手上这一块做得越来越艰难。我2004年开始潜心研究了，我现在可以用很多数据告诉大家，很多不解，都是来源于他们不知道自己做这一行的本质是什么。大家欠缺这方面的思考。
前些年，企业们有钱，大家都在谈做大做强，而我一直喊中国企业不能做大做强，那时大家觉得我神经病。
南都周刊：那时候，杰克·韦尔奇的书是最畅销的。您不赞同企业多元化战略？
郎咸平：你看当年很多喊多元化的企业现在都开始回归本业了。在美国，多元化只有一家成功的，就是杰克·韦尔奇的通用。你不能把特例当成普遍价值来看待。美国人都控制不了的多元化，你搞来干嘛？
南都周刊：能不能说，您正在从股市中小股民保护神向企业战略管理大师方向努力？
郎咸平：没问题。所谓时代创造英雄。你看看，2001年股市哀鸿遍野时，制造业却有10%的利润，你去做这类行业问题、企业问题的研究，别人不看，也不在乎。现在企业的普遍危机出现了，那我的一些方法就突然间有用了，你看我现在演讲，面对这么多企业，还真是市场供求说了算，企业家们都在说，郎教授啊我应该怎么办，于是我现在有了很强烈的使命感，要帮他们渡过难关。
南都周刊：您喜欢这种转变吗？有没有国外的管理大师您比较欣赏的？
郎咸平：我喜欢这种转变。因为我喜欢站在风口浪尖。国外的那些大师，我没有特别欣赏的，一个都没有，企业家时间这么紧张，你说些大家不关心的东西，他们干嘛来听你的？他们是卖得很贵，杰克·韦尔奇的演讲比我贵多了，但不实用，他们讲的理论啊，我看还不如去年很红的蓝海理论，虽然蓝海理论还是错的，但终究离事物本质迈了一步，你看得出作者还是在不断地总结问题。
学者要有与时俱进的能力，碰到企业有问题就能深入研究，所以我花了最多时间做管理研究。我在国内讲课的数目和价码是独一无二的，你看我现在又红起来了。我的未来希望能达到杰克当年的价码，而且我要细水长流，不做昙花一现。
南都周刊：回想您当年初上报纸，一脸愤怒的样子，现在看起来轻松多了。
郎咸平：对对对，现在是如鱼得水啊。当然，我还会关心中小投资者，不过呢，我也明白，有些指出问题的话呢，在事物发展的转折点说才有意义，你平时老是说，那还不惹人讨厌吗？一年讲一次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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