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的政治死亡引发出对生命的酷爱。民间养生运动的火焰，竟然在1967年就已被点燃。那是文革最酷烈的时期，国家权力机器全面瘫痪，广场革命席卷整个中国。一些人在自杀的道路上狂奔，而另一些人却在探寻永生的秘密。解放军是养生运动的先锋。军队医生发明或推广了各种疗法，从针刺麻醉，到鸡血疗法。“老军医”介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为他们殚精竭虑，寻求健康长生的道路。他们的事迹开始越出神秘的兵营，成为引导民众生活的伟大指南。
关于鸡血疗法的起源，有着截然不同的传闻，而父亲是从街上一毛五分钱的油印小册子里得到灵感的。该手册宣称，鸡血疗法是某解放军医院的伟大研究成果，它具有治疗高血压、脑中风、胃溃疡、感冒咳嗽、支气管炎、妇科病、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和阳痿等的神奇疗效。
父亲长期受慢性肝炎困扰，对这些神秘偏方，表现出无限浓厚的兴趣。他从学校附近的农民手里，买下一只长相漂亮的小公鸡，并且亲自动手，从鸡翅根部抽出鲜血，打算注射到自己的胳臂上。但鸡的奋力挣扎打破了父亲的阴谋。玻璃针筒跌成碎片，到处是狼藉的鸡血，看起来有些惊心动魄，而鸡仍在地上顽强地扑腾，发出尖利的叫声。虽然鸡血疗法失败了，但传统的鸡肉疗法依然有效，于是那只反抗的小公鸡，成了桌上的美味佳肴。进餐的时候，我甚至还能感觉到小翅膀的颤动，仿佛是一次最后的呼救。但它最终只是轻轻地抚慰了我的肠胃而已。
自我注射失败之后，父亲就放弃了这个冒险的实验，但民众的热情此刻已经变得不可遏止。我们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
然而，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民众的血崇拜来自嗜血的文化天性。在某种意义上，鸡血无非是人血的某种代用品而已。自从鸡血疗法盛行之后，全中国人民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变得无限亢奋起来。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到1968，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热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但随后就有大量的传单在街上飞行，上面说鸡血免疫疗法弊端很多，有不少人甚至因此中毒身亡，等等。各种消息有名有姓，说得跟真的似的。这种传闻后来愈来愈多，像野草一样疯长，恫吓着嗜血的民众。最终，那些小公鸡的性命得以延缓，鸡血疗法的热潮迅速平息，但它却打开了民众养生的强大欲望。各种新的疗法蜂拥而至，成为对一个朝不保夕的年代的奇妙诠释。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死亡，一方面却是民众强烈的养生和长寿欲望，这种严重的精神分裂，才是“文革”最真切的图景。
比打鸡血风潮稍晚一些，一种更加诡秘的“681卤碱疗法”也开始兴盛起来。油印的传单和小册子上都宣称，它在治疗癌症方面具有神效。许多人卷入了这场新的医学神话，就连许多高级医院，都用这种据说来自某个内蒙水塘的卤碱治病，它的代码之所以叫“681”，也许是因为它被“政治鉴定”的日期，就在1968年的1月。很多年以后我才看到一份研究报告，称文革中因政治生态恶化而引发的癌症患者，人数一度达到历史的高点。这是间接性迫害致死的证明。在一个死神横行的时代，“681”是那些挣扎在病痛里的人的脆弱信念。
盐卤是底层“卑贱者”所创造的“新生事物”，曾经在民间流传了近千年，其间蕴含着“以毒攻毒”的古老信仰。在样板戏《白毛女》里，在漫漫大雪的黑夜，它是贫苦农民“杨白劳”含愤自杀的毒药，而在文革初期却成了拯救众生的圣药。我家的隔壁邻居，一个落魄的格格，据说是溥仪的侄女，面色蜡黄、骨瘦如柴地行走在弄堂里，脚下悄然无声，犹如一个白昼的幽灵。人们都说她得了肺癌。我只记得她总是用枯槁细长的指爪，紧抓着一打黄纸包的中药，像抓着几根救命的稻草。
她是街坊中第一个大量服用“681”的病人。她从民间圣药里索取生命的希望，却一直向邻居抱怨这种药弄得肚皮很痛，屎也拉不出来。她在诉说时用手帕抹着眼泪，随后又神色凛然地走开。但一个月后，她却被人裹上白布从家里抬走了。卤碱并未治愈她的肿瘤，反而提前杀死了她，把她变成一具僵硬的尸体。她死了后只有几天功夫，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就上门揪斗了，在获悉她已经死掉之后，带队的男生沉吟了片刻，用标准的京腔嘲笑道：妈的，这老娘儿们死得好！说罢，率众扬长而去。我后来才意识到，她是少数最成功的逃匿者之一。面对普遍的政治迫害运动，及时的死亡就是最大的幸福。她无意中超越了自身的噩运。
由于毒性太大，跟鸡血疗法一样，卤碱疗法的闹剧也迅速销声匿迹，成为历史的过眼云烟。但随着新政府接管权力，新的红茶菌疗法开始蔓延全国。这是所有革命疗法中最具生命力的一种，延续在文革后期的严酷岁月里，犹如悬挂在政治枯枝上的一片绿色残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柔软的物体，居然成为家家户户五斗橱上的主要摆设。它漂浮在大型玻璃罐里，像海蜇和水母那样缓慢生长，其间蕴含着某种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性。它的大小和形状，成为邻里间互相炫耀的母题，而它的暗红色的浸出液，则很像是被稀释了的血液，令人想起了生命的图腾。在昏黄黯淡的光线里，它法相庄严，散发出宁静而诡异的气息。
我们全家都参与了全民大修炼的仪式，每天要喝那种甜酸味的“丹药”，但我并不喜欢它的味道，那股酸劲儿跟醋完全不同，隐含着某种令人不安的陌生气息。但父亲却孜孜不倦地喝着，想象这药水会像打点滴那样慢慢注入肝脏，清除着那些卑鄙的微生物。父亲意志像磐石一样坚硬。他藉此藐视着病毒强加给自己的命运，并且要在最的元素中找回真正的生活。
但红茶菌的生命有时比人类更加柔弱，它在滋养人类之前，必须首先接受糖份的滋养，并且惧怕有毒的自来水，否则它会悄无声息地死去，把药液弄成了一罐臭水。我们家的红茶菌宝贝已经为此屡遭不幸了。我和母亲不得不上邻居家，讨要一小块红茶菌组织，以此作为种子，开始新的培养历程。在“副食品”配给供应的年代，几乎所有能买到的白糖，都成了制作红茶菌液的材料。
这似乎是一种漫长的期待。每一次饮用都会激发隐秘的企望—-指望父亲的肝病能够就此终结。但红茶菌没有创造出任何奇迹。它只是一种自制的饮料，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慰藉着我们日益衰退的味觉。它是所有文革异端疗法中最安全的一种，直到文革结束，它才被新的“醋蛋疗法”所代替，恋恋不舍地退出了历史。
但文革期间我们家吃得最多的，并不是那些公共流行物，而是有“仙草”称号的野生灵芝，它长着坚硬的冠盖和根茎，俨然是上帝业余制作的小型木雕，拥有流畅的年轮般的线条和纹理，向人们暗示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它们生长在闽西的深山里，被药农采集后私下贩卖给熟人。每隔一段时间，乡下亲戚就会按父亲信中的要求，收购一批这样的灵芝邮寄到上海，以致我们的供货源源不断，有时也称为馈赠亲友的重礼。我的任务是用剪刀艰难地把它切碎，然后浸泡在低度的劣质黄酒里，成为父亲和母亲临睡前服用的仙液。据说它有治疗神经衰弱、高血压和肝炎等无限众多的功效。
父亲跟我讲述过乡下关于灵芝的传说。它是女人的精魂，同时也是拯救生命的圣药，她出没在山林里，以拯救那些好人的性命。他说他的祖母，也就是我的曾祖母，曾经在深山里赶路时被一只豹子咬伤，送到家里时已经奄奄一息。幸亏家里有一枝数百年的灵芝，用它磨碎了敷在伤口上，另一半煎成汤药喝了下去，第三天就基本痊愈了。这个家族的传说严重鼓舞了我们。但这种数百年的灵芝，其实无处可求，能得到这些大株的野生仙草，已经足以令人宽慰。
我们全家都是“灵芝教”的信徒，生活在这种神秘植物的阴影下长达数年之久。但在我的记忆里，灵芝并未治愈母亲的失眠症，也没有给父亲的肝疾带来任何好处。它的暗褐色碎片，漂浮在暗褐色的酒液里，满含嘲讽地眺望着一个渴望健康的家族，却拒绝交出传说里的巫力。直到父亲去世为止，它都没有向我们显示过任何神迹。在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之后，我们就废弃了灵芝，把它扔进垃圾桶，就像扔掉一个被粉碎了的神话。
因为从小喜欢游泳，每年6月到11月都在泳池里泡着，我九岁时就耳膜内陷，经常出现严重失聪，而且还患有严重的气管炎和鼻炎。为了治疗耳聋，我做过耳膜穿刺；为了治疗慢性鼻炎，我打过金针，还吸过好几年鼻烟，差一点弄成个少年瘾君子；为了治疗气管炎，我也做过文革流行的“羊肠线疗法”，让医生把羊肠线埋在肚脐下的穴位里，至今还留有淡淡的疤痕，但所有这些疗法都毫无效果。当我开始发育时，青春痘开始在脸上大规模涌现，而所有的慢性病似乎在一夜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不战而胜的经验是奇异的，它更改了我对世界的基本判断。就在屠杀思想犯的枪声此起彼伏的同时，我们却在各种疗法中茁壮成长，而正是从这些疗法中我们获取了存在的证明。吃药，就是要在专制制度内部探求生命的契机，以劝慰那些朝不保夕的个体。在这种疯狂的民间药疗中，隐含着政治反讽的信念，它旨在消解人们对于迫害和死亡的恐惧。
奇怪的是，随着文革临近尾声和“新时期”的开启，各种“神奇物质”逐渐退出了全民养生浪潮，而那些更加安全、简便甚至无添加物的疗法，开始成为人民选择的主流。它们包括醋蛋疗法、饮水疗法、甩手疗法和逆行（倒走）疗法等等。人民要藉此穷尽各种养生的道路。
饮水疗法显然是其中最风靡的一种，因为它把养生的成本降到零的地步。它仅仅要求参加者每天起床后空腹喝掉三杯凉水，据说能治疗各种消化道和尿路疾病，甚至有预防感冒、中风、减肥和长寿的功效。而甩手和倒行不仅成本为零，并且没有任何风险，甚至无需频繁上厕所。跟鸡血、盐卤和红茶菌相比，它们丧失了生命探险的想象力和刺激性，但却更符合大众的平庸口味。
在父亲去世之后不久，母亲也从一所中学的教师职务上退休，开始了甩手和饮用冷水的长征。她每天清晨大量饮水，然后不停地上卫生间，要么就站在窗前永无止境地甩手，仿佛执意要甩掉身体内部的隐秘的秽物。她露出了对于疾病的内在的焦虑。
由于遗传性肾炎的缘故，死亡成了缠绕家族的最大噩梦。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母亲的兄弟姐妹，就依次弃世而去。最初是她的三个年幼的妹妹，而后是她17岁的大弟弟，文革期间，我在福州的三姨和她的儿子乃东也先后辞世，最后是我南京二姨的三个孩子和她本人，至少有10个家族成员死于这种阴险的肾炎，犹如被一个恶毒的咒语所控制。只有我母亲古怪地超越了家族的命运。她今年89岁，还在与一位74岁的老头恋爱，每天在客厅里弹着钢琴，高唱那些三四十年代的老歌，共同缅怀流逝的黄金岁月。她的走调的咩咩声，低低回荡于阳光明媚的春天。
而在20世纪70年代，她摆动胳臂的姿态却成了一个时代的剪影。在我的记忆里，她退休后的主要行为就是甩手，这个单调的动作从早晨一直延续到晚上。她的手臂有节律地前后摆动，像一个走时准确的机械钟摆。时间从她身后悄悄地溜走，而她的失神的目光却停留在记忆深处。她的影子投射于油漆龟裂的墙上，随着光线静谧地移动，与革命的喧嚣图景形成尖锐的对比。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更加狂热地甩起手来，她的激情感染了周围的人们。她们彼此交换心得，为这种简易的体操而欢欣鼓舞。
这个据说由苏格拉底传授给柏拉图的秘密疗法，经过长达两千年的孕育，终于在远东变成了声势浩大的运动。大批老年男女在清晨的阳光下甩动着手臂，在街角、弄堂口、门洞和树荫里，到处是甩手者的身影，他们表情呆钝，无处不在，像梦魇一样弥漫在城市里。甩手是一种集体主义的时间体操，并且注定要成为柔软的国家钟摆，诠释着“一万年太久”的激进主义时间表。而甩手疗法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作为一种初级课程，为日后气功在中国的大面积泛滥开辟了道路。
然而，成人养生游戏对儿童的健康没有任何精神暗示作用。他们照样生病，感冒、发烧咳嗽，笼罩在流感和肺炎的阴影之下。在药物匮乏的年代，廉价的四环素和土霉素，成了救世的良药。它具有广谱的抗菌作用，但它所携带的色素却严重腐蚀了幼童的牙齿，在上亿人中制造出无数颗“四环素牙”来。这种牙齿在阳光照射下呈现明亮的荧黄色，以后便逐渐变成棕褐色或深灰色。奇妙的是，正是我们所高声颂扬的阳光，促进了牙齿的这种色相转变。
在四环素泛滥的时代，我已是十几岁的少年。鉴于它只对6岁以下大量服用者产生作用，我侥幸躲过了它的腐蚀。我满含妒意地目击着60年代出生的弟妹们的成长，他们比我们更健康，有着更多的食物和玩具可以选择。时代匆匆掠过他们，给他们留下一个鲜明的记号。如同电影纪录片镜头所呈示的那样，年轻的人民在阳光灿烂的街道上昂首阔步，露出了幸福的笑颜和一嘴坏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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