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由于儒家从一开始就着眼于君子人格的完备性。因此所列出来的条件太多，所搭建的门槛太高。真正能够充分实践的人一直很少。主要集中在官绅士大夫和读书人的小圈子里。而他们当中讲君子之道主要也重在炫耀和表演。
2、中国官场大多是挂儒家之旗，行法家之实。所以君子之道在整个社会结构当中处于被悬挂的状态。很不容易落地。官场好多想做君子的人通过科举进入了官场。官场更多的是采用法家、兵家、阴阳家的办法。处处是谋术领先、兵不厌诈、虎视眈眈、你死我活。哪里还有什么君子之道。结果本来最有可能成为君子的那批人要么进了官场做不了君子，要么逃离官场而不想再做君子。这就使得君子之道失去了主要载体，只能被消解。
3、君子之道必然会遇到自己的天敌——小人。而小人无论在绝对的数量、活动能力、生存空间上都远远地超过了君子。小人并非那种摆开了阵势的谋术家。其实相反，小人总是摆出君子的模样，使人们永远都分不清君子和小人的根本界限。这世上把君子之道扮演的最逼真的一定不是君子，而是小人。小人宁可被人家说成是坏人也不愿意被人家说成是小人。因此总是花费最大的精力为自己化妆。经过几代小人的精心努力，现在人们终于把小人和君子的界限搞模糊掉了。也不在意了。结果失去最多的正是君子之道。
为什么世间君子那么稀少？因为他们从出发地走来要跨越太高的门槛，太深的沼泽，太多的哄闹。结果，一大批沉没，一大批失踪，一大批叛逃。
4、君子之道在古代广大没有办法接受文化教育的普通民众当中很难传播。因此君子之道无法控制民间社会。民间的信仰很混乱。都是比较实用。都不是完整的君子之道。君子之道没有构成民间信仰，也就无法获得其他文明所具备的那种宗教的传播力度。人格理想（君子之道）VS人格神（GOD）。对于世界各国普通的民众来说，一种深刻而复杂的人格理想是无法把握的。他们能够面对的反倒是那个人格神（也就是宗教忽悠的那种）。这种神似真似幻，活灵活现。似乎处处都在关注并监视着每一个信徒，这样一来，它就真正的生存于广大民间了。但中国儒家没有这种形象，始终只是文本和教言。偶尔也会有一些君子的典范形象。但是都显得那么陌生和遥远。无法和每个人构成直接的关照关系。构成一种具体的仰望和敬畏。这就失去了民间活力。这样一来出现一个悖论：儒家敬鬼神而远之，而民间则敬君子而远之了。在古代的民间社会对于君子确实都是尊重的。但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怎么也亲近不起来。结果君子不仅稀少而且寂寞。儒家的这种非宗教化的生存方式避免了很多宗教极端主义的悲剧，但同时也丧失了宗教有可能引领的超越性的高度。借用现代哲学用语：它缺少了一种彼岸性的精神漫游。中国文化很大一部分永远是太实际，甚至于太功利。无法领会彼岸性的精神漫游有可能带来的精神启悟。中国古代的艺术到了类似于所谓林泉高致，荒江残荷这样的境界已经十分满足了。而不愿意想象有可能会有一种远远高于世俗生活的和远远高于历史故事的眼神在思索，思索着人类的终极性苦难和欢乐。
儒家学派的非宗教化生存，使自己既失去了民间性传播，又失去了彼岸性超越。但是，重重失去却没有失去自己，这就成了它的庄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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