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2006年5月9日


把人生当事业

人们在厌弃喋喋不休的道德说教之后,曾经热情地呼吁过真实性,以为艺术的要旨就是真实;当真实所展示的画面过于狞厉露骨、冷酷阴森,人们回过头来又呼吁过道德的光亮,以为抑恶扬善才是艺术的目的。其实,这两方面的理解都太局限。杰出的艺术,必须超越对真实的追索(让科学沉浸在那里吧),也必须超越对善恶的裁定(让伦理学和法学去完成这个任务吧),而达到足以鸟瞰和包容两者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中心命题就是人生的况味。
——《艺术创造论》

中国古代绘画中无论是萧瑟的荒江、丛山中的苦旅,还是春光中的飞鸟、危崖上的雏鹰,只要是传世佳品,都会包藏着深厚的人生意识。贝多芬的交响曲,都是人生交响曲。
——《艺术创造论》

历史,也可获得人生化的处理。把人类的早期称作人类的童年,把原始文明的发祥地称作人类文化的摇篮,开始可能只是一种比喻,但渐渐人们在其中看到了更深刻的意义。个体生命史是可以体察的,因此,一旦把历史作人生化处理,它也就变得生气勃勃,易于为人们所体察了。把历史看得如同人生,这在人生观和历史观两方面来说都是超逸的,艺术化的。
——《艺术创造论》

自然与人生的一体化,很容易带来诱人的神秘色彩。人类原始艺术的神秘感,大多也出自这种自然与人生的初次遭遇。时代的发展使这种神秘感大为减损,但是,只要让自然与人生真切相对,这种神秘感又会出现。自然的奥秘穷尽不了,人生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也穷尽不了,因此,神秘感也荡涤不了。
——《艺术创造论》

如果每宗学问的弘扬都要以生命的枯萎为代价,那么世间学问的最终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辉煌的知识文明总是给人们带来如此沉重的身心负担,那么再过千百年,人类不就要被自己创造的精神成果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精神和体魄总是矛盾,深邃和青春总是无缘,学识和游戏总是对立,那么何时才能问津人类自古至今一直苦苦企盼的自身健全?
——《文化苦旅·自序》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迸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
——《洞庭一角》

长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阶段总是充满着奇瑰和险峻,到了即将了结一生的晚年,怎么也得走向平缓和实在。
——《狼山脚下》

人有多种活法,活着的文明等级也不相同,住在五层楼上的人完全不必去批评三层楼的低下,何况你是否在五层楼还缺少科学论证。
——《书海茫茫》

诸般人生况味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异乡体验与故乡意识的深刻交糅,漂泊欲念与回归意识的相辅相成。这一况味,跨国界而越古今,作为一个永远充满魅力的人生悖论而让人品咂不尽。
——《乡关何处》

人生的道路也就是从出生地出发,越走越远。一出生便是自己,由此开始的人生就是要让自己与种种异己的一切打交道。打交道的结果可能丧失自己,也可能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把自己找回。
——《山居笔记·小引》

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晤。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话,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莫逆。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他,同

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
——《关于友情》

以平常态,做普通人,是最有滋味的人生。
——《灯下回信》

人生不要光做加法。在人际交往上,经常减肥、排毒,才会轻轻松松地走以后的路。
——《灯下回信》

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很大影响,但贯穿首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性、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都指点着整体价值。
——《收藏昨天》

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做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故事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截一截的收藏中,原先的断片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
——《收藏昨天》

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互相灌溉,互相滋润。
——《收藏昨天》

 

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罕见,我们把自己连接于罕见,岂不冒险?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么就不要鄙视世俗岁月、庸常岁序。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缓而负责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记忆和向往的双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

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实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收藏昨天》

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
——《流浪的本义》

就人生而言,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
——《仁者乐山》

  最近有很多朋友看到韩剧在中国的大成功,对比我国电视剧的差距,突然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我二十年前在学术专著《艺术创造化》和《观众心理学》上一再警告过的“构思过度”的毛病。这使我很高兴。
 
  韩剧的构思,以简单明了取胜,即使篇幅很长、节奏很慢、波澜很多,在情节结构上还是简单明了的。相比之下,我们确实“构思过度”了。
  这个问题,在社会生活中有广泛的普遍性。一个成功的大企业,它的经营模式一定是简单的;一个伟大的人物,他的人际关系一定是简单的;一个危机处理专家,他抓住问题核心的思路一定是简单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核心理念也一定是简单的。
  我们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
  很多中年人都在不断提醒年轻人:生活比你想像的复杂得多。于是,年轻人的目光也复杂起来;很多老年人在弥留之际告诉中年人:生活比你想像的要简单得多。但是,他体悟出这个道理的时间已经实在太晚。因此,可怜的人们,整个一生都在“构思过度”中度过,加添了多少破灭、纷乱和耗费。

余秋雨
 
  阅读,看起来轻易,其实十分艰难。即便是面对那些并不深奥的文字,也是这样。

     这是因为,阅读者付出的,是不再返回的生命时间。写作者也付出了生命,于是,两个生命在文字间对峙。这两个生命肯定是陌生的,否则构不足阅读的兴趣,阅读过程立即就会中断。没有中断,证明存在着陌生中的兴趣,或曰兴趣中的陌生。因此,这是一场陌生生命间的厮磨。是他吞食你,还是你吞食他?是好的吞食,还是不好的吞食?这实在太像一场搏斗了。

     不参与这样的搏斗,生命的质量就不会提高和扩充;但是,也有很多参加了搏斗的人,最后却失去了自己。

     我想,要在这场搏斗中长久取胜,应该领会太极和柔道的精神。

文化不是职业 而是人格

文化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人格。很多从事文化职业的人没有文化,而相反,很多不从事文化职业的人却非常文化。因此话题并不重要,政治、经济都可以说,关键是你有没有文化人格。

把文化看成一种宣传方式

二十年前我在一本书中说,把文化看成政治的奴仆,首先是对政治的污辱,因为任何清明的政治都不可能为了自己而剥夺文化。

政治意识取代文化意识的问题

一切与文化有关的政治谣言,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让文化失重。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造谣者和诽谤者让我们最典雅的女诗人蓬头垢面、浑身劳累。幸好,她还在黄昏时分低吟浅唱了几句。

文化并不是政治逻辑的延伸

不管给他穿上多么豪华的制服,站在多么庄严的宴会门口,他仍然只是奴仆。他的名字,不应该是文化。

拨去灰烬 燃起火花

文化再乱也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有时候被口舌所掩盖,被日月所遗忘,被小人所歪曲。好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埋藏在人们心中,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显现。

不错,最重要的文化是埋藏在人们心中的文化,而且掩埋得很深,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文化乐观,也对人类乐观。

文明冲突误区

在文化上,无效必然导致无聊,无聊又必然引来无耻。但是,即使到了这种“三无”的低谷,也不必过于沮丧。因为只有低谷,才能构成对新高峰的向往。

真正的文化精英是存在的,而且对国家社会非常重要。但是这些年来,由于伪精英的架势实在是太让人恶心了,结果连真的精英的名声也败坏了。真精英总是着眼于责任,伪精英总是忙着装扮;真精英总是努力地与民众沟通,伪精英总是努力地与民众划分,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中国人对陌生和距离的敬畏,给伪精英文化留出了辽阔的空间。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只能用幽默的眼光,让他们做得不要太过分。

凡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群落,总是会对自己不懂的文化话语心存敬畏,正是这种敬畏心理被一些投机文人利用了。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这二十几年里边,伪精英文化的发展好像有那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可以称为假洋鬼子阶段,第二阶段是所谓拒绝世俗的阶段,第三阶段是所谓咬文嚼字的阶段。

颜元对于高层学者喜欢作玄奥空谈最为反感。他认为,这种空谈越多,就让人越没有能力分辨世事、办理经济;他还批评朱熹等人,率领天下读书人埋入故纸堆,耗尽了身心气力,结果造成了弱人、病人、无用之人。

伪精英架势在当代文化界的流行,还借助于一批前辈学者的形象,但是这个形象是伪造的。从各种各样介绍文字来看,好像这些前辈学者是什么样的呢?几乎每一个人都是皓首穷经,从来不休闲娱乐,他们都是两袖清风,素衣简餐,永远不在乎钱财,他们始终不沾世务,不理传媒,但一旦国难当头,又立即站到战斗的最前线。而且,他们还似乎每个人都拒绝过海外的重金聘请,一心报效祖国,回来以后又鄙视一切官场权贵。这种典型形象,成了一种感性的人格标准广泛普及,但是对新兴而多元的文化生态具有杀伤力,而且是很大的杀伤力。

●那种慷慨激昂的批判姿态还是放在对人类大义、人性人道的维护上吧,对于文学和文化,则不必如此。

●如果你心中有文学的火苗,那就应该学创作,而尽量不要学批评。

  在拼凑虚幻的"文人风范"时,不少人还会扮演一种仗义执言、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角色。其实在我看来,是"文革"中的大批判情结在起作用。

  这种慷慨激昂带有极大的表演性。无数的事实证明,慷慨激昂的起点几乎都是谣言,而谣言的膨胀过程又没有任何理性控制。一个人要对毫无实证的事情激愤起来,很难有心理依据,必然是出于表演的需要。

  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这种慷慨激昂的大批判表演总是带有整人的目的,只是像西方人所说,中国人习惯于把jealousy(嫉妒)冒充成justice(正义)罢了。这有灾难的记录和沉痛的记忆,这儿就不多说了。我现在关心的是,很多年轻学生刚刚考上大学中文系,一些教师就告诉他们,大学里不学习创作,只学习批判。于是,一年又一年,大批判的队伍迅速扩大。粗略统计,在中国文化领域,创作者和批判者的比例,大概是一与一百之比吧。大家设想一下,在某个单位里,一个人在做事,一百个人在批评,这事能做好吗?王小波先生说过,文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做事的人,一种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这个划分方法很深刻,但忘了揭示这两种人的比例。

●伪精英架势把十分珍贵的文化资源,耗费在无效、无聊和无从验证的黑洞里,损害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破解伪精英架势的最佳办法,是让民众明白他们的虚假和无能。

  伪造前辈学者的"风范",主要是宣扬一种与社会脱离的清高姿态,目的是为了引出他们自己的伪精英架势。这些年伪精英的架势处处可见,而且越摆越离谱,广大民众既厌烦他们又有点害怕他们,结果,多多少少把厌烦和害怕转嫁给了文化,使文化无辜蒙冤,实在是又一个误区。

  伪精英架势的第一个特征,是表现出对社会的不理、不懂。很多文化人一直在表白自己从来不看电视,不理流行文化,就是例子。我在香港一个公共场合见到过一位能说一口普通话、持有英国护照的中国女性,表明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林青霞、周润发、成龙、张曼玉的名字,理由是"我们英国人傲慢,连好莱坞也不看。"这是极端化的例子,充分表现了伪精英之伪。但是,她的那种口气和神态,我们可以从很多文化人身上找到。

  伪精英架势的第二个特征,是要让社会对自己不理、不懂。年长一点,一直钻研着一个几乎不会有任何人感兴趣的历史细节问题,例如对一部古典小说里某个次要丫鬟的恋爱心理,已经钻研四十几年了。年轻一点的,则用正常人不可能读懂的晦涩和玄奥,论述着一切本来很简洁的事情。连我这样能够读下康德和佛经的人,也完全读不懂他们。他们都以"别人不懂"和"不懂别人",作为精英的标志。

  追根溯源,这两个"不懂"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毛病,明末清初曾经被一群智者深刻剖析过。习惯于在小圈子里高谈阔论,与世情完全脱离,却一心期盼着国破家亡之时报效朝廷。但是危机如果真的来到,他们的主张总是看着都错,结果只能一败涂地,与朝廷一起殒灭。今天的伪精英架势更让人发笑,但实际后果仍然十分严重。它把十分珍贵的文化资源,耗费在无效、无聊和无从验证的黑洞里,损害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本来中华文化与古代埃及文化、印度文化相比,具有明显的民间性、易识性特征,并由此产生了对空间和时间的充分渗透性。这使它生命力旺盛,在古代埃及文化和印度文化相继衰败后还延续至今。伪精英架势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反倒在中国设置了一个封闭和内向的结构来脱离大地,其实正是让那些文明衰败的陷阱。这在改革开放的环境里,实在是一种怪异的存在。

  破解伪精英架势的最佳办法,是让民众明白他们的虚假和无能。一个人如果永远在说别人听不懂的话,不能证明他水平高,只能证明他说不明白。曹禺先生曾针对那些特别玄深的编剧教师说:"会写剧本的人写剧本,不会写剧本的人教人写剧本。"自己不会写剧本而教别人写剧本的人,定位总是特别高,弯子总是绕得特别多,能把一切会写剧本的人吓退。如果不能吓退,他的位置就没有了。一切伪精英架势,基本上就是这样摆出来的。

  其实,更重大的历史文献记载比之于闪耀着人文光辉的艺术创造激情,也要懂得谦逊。例如有的学者反复论证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错了地方,因为赤壁之战是在另一个地方打的。我设想,如果这个信息倒转回去,被诸葛亮、周瑜听到了,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还是我们换一个地方打吧,因为那首词比那个仗重要,苏东坡比我们重要。”
  这不是容忍苏东坡的错误,而是承认“创造”这个概念所引领的,是另一个更精彩的世界。
●由于学校的作用被极度夸大,结果反而把真正的社会文化创造贬低了。
●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的基础,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
  这些年中国教育事业的规模迅速扩大,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广泛的误会,以为一个人的学历,特别是名校学历,可以决定他的文化形象,因此也可以开创他一辈子的前途。
  为此,很多家长和教师为了子女和学生的升学所付出的辛劳,几乎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更严重的是,这个误会进一步无限扩大,很多官员把教育事业当作文化事业的重心,甚至把它看得远远高于社会文化事业。我在电视中说到这个问题后,曾经收到过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的来信,说到十几年前一些不错的作家纷纷到大学中文系补文凭,而为这些作家上课的那些教师前些天还是这些作家的虔诚研究者;这些年不少优秀书画家、作曲家和演员也不得不到学校混学位,而那些教师在专业水平上根本无法与这些学生相提并论,大家都在假戏真做。这位教授说,由于学校的作用被极度夸大,结果反而把真正的社会文化创造贬低了。
 
  现代科学文化的创造者们到学校里打一个基础是必要的,但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的基础,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如果把二十多岁就完成的学历一直当成终身的荣耀,只能证明这些毕业生进入社会后一直没有太大出息。爱因斯坦说:"真正的教育成果,就是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全部忘光之后还能留下的那部分东西。"这句话值得大家深思。  
  我认为,越是杰出的创造者,越是与自己早年所受的教育关系不大,因为他们必须在叛逆和突破中才能迈出创造的步伐。为此,我不太愿意看到过于热烈的校庆,而更愿意看到学校根据学生们毕业后的种种艰难遭遇来调整自己的教育结构。德国洪堡大学只敢把与自己学校有关的2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照片小小地、悄悄地贴在走廊一角,分明包含着一种不敢贪功的收敛。对于学生,学校总是既有功劳也有失误的,所以有一年教师节,我曾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建议全国同行一起反思:是否误人子弟又一年?
  有一个比喻:渔船返港,伤痕累累,一半记录着暴风雨的印痕,一半记录着造船者的败笔。

●现在,电脑早已可以几万倍、几十万倍地超过那些记性最好的脑子进行贮存和检索,那种对记忆的崇拜实在是太老旧了,却还在奇怪地流行。

●即使在最自由的审美领域,那种记忆性知识也剥夺了中国观众的自由,这真是一个文化悲剧。

  在知识的问题上,中国自明清以后便习惯于把记忆放在首位,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化“向后看”的保守倾向,在中下层知识界直至普通民众中影响尤其严重。直到今天,一个人如果满脑子都是年号、数字、目录,说得出哪场战争的日期,记得住哪个典故在哪卷书里,就广受尊敬,被誉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如果这个人碰巧又多背了几种外文,则更被视为一代大师,至于他的这些记忆性知识是否帮助他创建了学说、启发了民智、推进了文明,哪怕一丝一毫,则完全不问。

  我想,形成对知识记忆的崇拜,有三个原因。一是明清时代的文人已经很难进行创造性思维,只能无聊地玩弄记忆游戏;二是古代文人查找图书典籍十分困难;三是科举考试中那些智力较低、只想用作弊方式来帮助记忆的考生们留下的一种心理定势。现在,电脑早已可以几万倍、几十万倍地超过那些记性最好的脑子进行贮存和检索,那种崇拜实在是太老旧了,却还在奇怪地流行。

  任何社会转型,都是对原有知识的重新审视,都要以艰难的实验和考察来发现前人的错觉和误判,都要在常识之中找出可疑部分和未知部分。因此,死记硬背,因循守旧,极有可能成为错误的传导体。

  这在文艺创作领域更需要注意。中国的评论家和观众已经习惯于用所谓的“历史知识”来审视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结果发现处处都有差错。其实,大量的“历史知识”往往是在“历史”幌子下的伪造和误传,而艺术虚构却因为触及到了人类心灵的共同逻辑,反而比“历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反复强调的诗比历史更真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惜,即使在最自由的审美领域,那种记忆性知识也剥夺了中国观众的自由,这真是一个文化悲剧。

今天我们都在追求着批判精神,大批判这三个字在今天年轻人的心目当中,一定与我们正在追求的批判精神划不清界限,以为是规模大一点而已,叫做大批判。在很多海外学人的眼当中,这三个字似乎又与言论自由、揭露黑幕、挑战权威而且不同政见等等连在一起,因此把一些专门从事大批判的人物当作了争取民主、人权的斗士,把一些炒作大批判的报刊当作舆论监督的先锋,我要说这完完全全搞错了。

文化的疆场上没有警察的制服,也没有凶手的标记,因此一场打斗之后,总是一片狼藉、善恶难分。最终能够分得清吗?不知道。幸好有一份模式和程序,落在我手上。

大批判的模式和程序,今天中国大陆文化传媒界确实还在局部地延续着,但是背景很不相同,文革的大批判是为了迎合政治斗争的需要,今天的大批判是为了迎合读者围观的需要。共同的模式和程序哪一点最重要?答案很简单,两个字,整人。整人是不同时代大批判的首要特征。

因为大批判的目的是整人,而且是用所谓历史问题整人,所以必然要拿出证人证据,但是就是在这一点上,大批判比古代的私设公堂更不可相信。

萨特的哲学是,人人都是他人的地狱。我们的哲学是,人人都是他人的证人。切莫高兴太早,因为证人只证明你该下地狱。